高中课堂上老师曾让我们做过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测试：你现在面前有三个红色按钮，必须选其一按下。第一个按钮代表你生命中最亲的五个人，第二个代表你所认识的两百个人（不包括那五个），而第三个代表你素未谋面的两千个非洲难民。此时，你所选择按下的按钮所代表的那组人将获救，而其余两组便会死去。

老师交待完问题后，绝大多数的同学坚决的往第一组走了过去。剩下有些人稍稍考虑过后，选择了第二组。然而，选择第三组的人寥寥无几。

接下来我们重新安排问题，如果牺牲自己能救活一组人（另外两组抛出题外），问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交换。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为自己最爱的五个人付出性命，而也有不少人也愿意为那两百人做交换。然而，愿意为两千非洲人死去的却几乎没有。

同学们的解释也是各式各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说服方式来简单分类一下，可以归为：道义上的(ethos)解释：“我从未受过那些人的恩惠，没有义务帮助他们。”情感上的(pathos)解释“五个人，两百个人都是我生命中能见到能感受到的重要的人，而两千却只是一个数。”还有最有趣的理性上的(logos)解释：“听说非洲每三秒钟就有人死掉，我救了他们可能很快还是要死了，而我们身边那些人却可以更加有意义的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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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有一个来自法国贵族的纨绔子弟，叫做de Tocqueville。他非常好奇当时建国不久的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便自己买了个船票飘洋过海来美国长见识，看热闹。回国后，他把自己的见闻写了下来，便是著名的《Democracy in America》。de Tocqueville发现，这个极度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并不是人人平等，而是人人拥有平等奋斗的“机会”。美国人只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变一定能迅速致富。无论多么窘迫，他们人人都向往着那有着花园、白色篱笆的小洋房、和一辆小车的“美国梦。”然而，在这人人平等奋斗的社会中，人们却仿佛失去了欧洲那原本的浪漫主义。在有了小车和小洋房后，美国人的下一个希望往往是大车和大洋房。人人希望经商，却很少有人愿意成为哲学家，政治家，伟人。人们把自己锁在自己家的篱笆内，忘记了那些影响家国民族的，更加远大的理想。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出来留学，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选择的专业普遍都是金融，经济，工商管理等等。回国后，我们要背着海归头衔的压力在13亿人之间努力致富，然后男人们要为了不成为即将出现的三千万中国单身汉之一而努力攒钱娶老婆。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物质化，“有车有房”似乎成了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准。“没车没房”的男人，紧跟着便是“没老婆，”似乎连男人也不配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我们国家的百态却在不知不觉中仿佛和两百年前的de Toqueville一语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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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努力赚钱没有错。留学生应该可以代表当今中国部分的精英阶层。既然有幸得到良好的教育，有不错的资本和尚且够用的脑子，那我们争斗一番获得成功，这么做是理所当然，更是一件负责任的事。可是，往往有些人在获得短暂的成功后，便迅速的沉浸在了自己的成就感中。 “钱是我赚的我该怎么花怎么花，其他人没有我有钱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努力，就让他们受罪去吧！”这么说仿佛可以消除自己在他人身边过着糜烂生活时的那一点点愧疚感。

在我看来，这种弱肉强食的心态应该来自于远古时期人类生存的本能，但在文明世界已经不再适用。在国内，人们从小习惯了在人海中奋斗以争取脱颖而出，却更是养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自私自利的心态。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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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社会要进步就需要有分工。不幸的是，一个有成就的社会必须是一个金字塔：我们需要工人来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领导者才能有时间考虑如何治国，如何发展。虽然我们无法脱离金字塔的贫富之分，但是这并不代表富人就比穷人优越。我们不过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而每个人有自己的分工，各司其职。理想国之所以需要哲人来统治，是因为只有哲人才能够在到达塔尖后不公饱私囊，把他得到的权力来便利所有人。

急着想爬到塔尖的人们，是不是常常会忘记托起你们的塔基呢？其实现代人的成功几乎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奋斗而成的，背后必然有着支持你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给予的多重便利。从跟随多年的导师，到儿时清晨六点卖油条的大爷，每个人都为今天的你做过贡献，像搭积木一般一点一滴的塑造出了一个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要忘了对于金字塔的结构来说，塔基比塔尖更重要。

我现在就读的大学 非常重视一个叫做“active citizenship”的概念。学校鼓励学生们回馈社会，为社区做些义务的贡献。这个听起来觉得非常空虚的口号，实际上却在向我们提示一个重要的道理：人，不只是一个人的丈夫或妻子，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儿子或女儿，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的公民 (citizen)。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人过的好与不好其实与我们自己切切相关。在获得成功后回去帮助那些让我们站起来的人，这是所有人都应当背负着的无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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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教授KR Monroe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分析，考察那些慈善家和在危机时刻不顾自身去帮助别人的人究竟和常人有什么区别。结果Monroe发现，这些无私的人往往把他人的利益和自己利益看作是一个更大的综合利益的一部分。别人如果在火灾中死去，是对我自己莫大的损失，因而我愿意冒着被烧伤的危险把他救出来。而别人的贫穷饥饿也是一个负面的损失，因而我不会觉得我捐出去的钱是什么损失，而恰恰是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受到了馈赠，就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其实选择第一和第二个按钮的人没有什么错。我也并没有信心在面临本文开始的那个抉择时，会不忠不孝到去选择第三个按钮。但是，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同学们选择放弃那两千条生命时的那种从容，那种理所当然。

我觉得我们应该至少记住有这第三个按钮的存在，记住我们眼前的人幸福的同时有更多的人正和贫困做着斗争，记住他们的安康也是我们的切身利益。在外面的社会离我们这代人越来越近，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逐渐获得各种小小的成就，在人前获得炫耀的力量和资本。可是成功是一种馈赠，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东西。拿自己长处比别人短处，以期获得某种肯定或者是优越感，这是多么的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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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无数人一夜暴富或是慢慢变富的现在。在金钱决定一切，物质的毒瘤逐渐将人腐蚀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稍微看远一点。在努力买房买车，把自己的房子和车阔的越来越大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考虑一些人生在世更重要的事。帮助他人，回馈社会，也是在尊重一下自己的生命。

帮助没自己幸运的人，不是一种行善，一种施舍，也更不要因此洋洋自得。其实，只是在尽那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罢了。

(作者系从小就在国外读书的孩子,现在在美国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