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

    电视新闻创优是改革开放以来常挂在电视人嘴边的一句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电视界投身改革、反映改革、开拓创新，也确实涌现出不少电视新闻的精品力作，但在欣赏和自豪于这种繁荣的同时，作为从业者，我们也时时可以感受到，还有一些制约因素在顽固地存在着，限定着电视新闻创优及其水准的提高，阻碍着电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些因素当中，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程式化、模式化当居其首。对此，笔者想做一些分析和探讨，并与同行和同仁门共同商榷。

思维定势不良表现之种种情状

之一：对灾难报道、监督性报道讳莫如深、躲躲闪闪。

    对待灾难和灾难新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一个政府对民主的态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理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国新闻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束缚，灾难新闻完全笼罩在极“左”的阴云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中这样评价那时的灾难新闻：“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㈠这从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就可见其一斑。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数十万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一电稿这样报道。标题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

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导语对地震进行了简单介绍：“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强烈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主体是这样写的：“灾区人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争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㈡

    这则消息对灾情轻描淡写，对人们最为关心的伤亡、群众财产损失具体情况只字未提，而重点放在人与自然作斗争上。所以，“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是这一时期灾害报道的统一模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加快，对灾难新闻、重大案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新闻等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政策。国务院有了发言人，定期或随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使公众获知政府决策的过程和意图，这种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与认可对新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政府作出了对重大事件包括灾难、恶性事故等积极报道的规定，而且特别强调，对一些重大灾难事件必须在境外传媒报道之前报道。和以往相比，现在的主基调是快、及时、准确。因为政府的鼓励，新闻媒体加大了对灾难新闻的报道力度，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如重庆棊江彩虹桥垮塌案、张君特大抢劫杀人案 、陈希同案、成克杰案等都进行了公开报道，电视媒体更是大扬己之所长，进行了现场直播，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

    我国的灾难报道、监督性报道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目前的发展态势令人欣喜，但也有一些不良现象值得注意，比如灾害、事故发生地的领导机关对此过于谨慎，有些遮遮掩掩，更有甚者还对正常的新闻报道百般推阻，使报道不能按正常的规律进行。

    举一个报界同行的例子，这是一篇获得1998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作品：《长江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30米》，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当即就用手机向编辑部报发了一条简讯,“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接着，记者每过半小时向报社编辑部报发一条简讯，一共发了8条。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将8条简讯原封不动刊发，放上一个标题。象这么快速地报道重大灾害，在新中国历史上好象还没有，致使一些人还一时不能接受。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报社就接到有关领导的电话，严厉批评他们违反了“新闻纪律，报社领导还为此写了检讨。直到第三天(8月9日)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亲临九江视察，讲了“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后，局面才得以改观。

    青岛电视台《新闻广场》栏目在对震动岛城上下的“贾继琴殴打打工妹致死案”进行追踪报道时也有过这样的遭遇。1994年8月份，一个个体饭店的女老板，连续多次用开水泼烫店里的一个打工妹，致打工妹重伤，抢救无效死亡。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引起记者注意：这位蛇蝎心肠的女老板竟是市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市北区人大代表。于是，他们在当天推出的第一篇报道中，就在贾继琴出场时打出这样的字幕：“贾继琴系青岛市市北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市北区个体老协副会长。”这是岛城最早对这个后来在全市以至全省引起轰动的贾继琴案的新闻报道，青岛电视台也成为第一家披露贾继琴这种特殊身份的媒体。第二天，就在记者继续进行追踪报道的时候突然被领导叫回来接受批评：有关部门已有指示，昨天的报道不应该点出贾继琴“人大代表”的身份；今后的报道再不允许出现这样的“身份”说明。值得庆幸的是，记者们还可以继续关注这个案子。此后的报道在揭露贾继琴骇人罪行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青岛人的热情、正义和善良。1994年底9月12日，贾继琴被一审判处死刑，1994年12月7日，贾继琴伏法。在这整个报道过程其间，《新闻广场》收视率连连攀升，取得了对热点新闻追踪报道的空前成功。事后，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贾继琴案件报道的最大成功，就是在第一次报道时就点出了贾继琴“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

    发生在1999年11月的烟台“大舜号”海轮沉没事件人们记忆犹新，而当时媒体闪烁其辞的所谓“慎重”报道也受到批评，有专家认为，“这样关涉200多人性命的新闻低调处理，潜在社会效果极坏。”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也这样评价我们目前的舆论环境：“尚没有达到理想的宽松状态，各种利益、特别是各种地方利益对于涉及到自身的正常的媒介监督不予合作，甚至有意干扰。”㈣

    长期以来对监督性、揭露性新闻的禁锢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化的思维模式，使很多好的题材往往在选题时即被排除。只有在公众知情的条件下才谈得上监督，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项任务不是仅靠电视人等新闻工作者所能担负得了的，但我们却可以做得再好一些。

之二：批评报道“一边倒”。

    这些年新闻工作者时常以“吃透两头”四个字要求自己，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传者对受众需求的重视，特别是在电视已经由“广播”逐渐变成“窄播”的今天，要求传者必须放下“我要告诉你……”的架子，转换思维，多从受众的角度想想“我想知道……”。

    但在我们的许多报道中还是经常能感受到“架子”的存在。笔者在就看到过这样两条新闻，一条是执法人员夜查集市上的小烧烤、小锅炉，有一个画面是执法人员一涌而上，强行将大都由下岗人员和外来打工者开办的正热气腾腾的小炉灶掀翻在地，然后再蛮横地轧毁；另一条是强拆一居民户，有一个镜头是执法人员一边高声吆喝，一边用脚把门踹开，还有的翻墙而过。

    这样的画面、这样的电视新闻观众看了会有什么感觉？ 是见到了当年的“还乡团”，还是又来了侵略军？媒体批评的矛头光对着那些老百姓吗？象制作这样的新闻作品的记者就是典型的官本位记者，他在采写新闻的时候根本不去考虑受众的感受，而是自视为就是替执法者歌功颂德的记者，一味地亦步亦趋地去“颂扬”执法一方的工作“业绩”，岂不知这种“颂扬”反而是对政府形象和媒体形象的极大损害。

    还有这样一条电视新闻，是表现“五一”节有关部门组织全市历届劳模游园的。本来，在这个片子中劳模们应是记者镜头中的主体，但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各级领导总是占据画面的大部分，劳模们反倒成了陪衬。片中采访了几个人，有市领导，有工会方面的负责人，也有劳模，但记者给出的人物身份字幕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层次”，“领导”一直到工会某部门的干部都有名有姓，有“身份”，而几位被采访的劳模却是一色“游园劳模”的模糊概念，且个个隐姓埋名。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我们不是常说我们社会主义新闻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吗，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能顾此失彼，当不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就传达不好党和政府的声音；当不好人民的喉舌，老百姓不买帐，不看你的节目，你最终对不起党和政府。

之三：主题先行，心无旁骛。

    央视的《生活空间》一名记曾经到一个偏远山村拍摄通电的故事，适逢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也去拍片。后者不仅买鞭炮让市民燃放，还要求村民作出这样那样的动作。这种局面使得《生活空间》的记者无法“原生态”地记录真实的生活，被迫放弃了报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主题先行”、离开业已设计的结构记者再心无二用的事例，是记者囿于固有的思维定势，不善于进行创新思维的又一反映。如果这名记者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把其他记者人为制造新闻镜头的过程拍摄下来，观众看了可能会体会到远比山村通电更有意义的东西。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新闻记者，本来就是去拍“新闻”的，什么是“新闻”就拍什么。而这个“新闻”是不断地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记者应该随时调动自己的脑筋跟上这种变化，并适时报道出来。在我们的周围就有这种具有“360度视角”的传者，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成为他们拍摄的障碍，而只是提供了新的机会。

    1989年9月20日，西藏电视台记者前往泽当镇结沙二村拍摄国庆专题，本来想拍几个拖拉机犁地的镜头，但出乎记者意料的是，村民们人人换上了新衣服，家家带来了青稞酒，十几台拖拉机一字摆开，拖拉机装满了化肥、农药。面对泽当农民为了上电视布置的假现场，记者没有责难村里的干部群众，而是一反常规，“将计就计”，做了一篇一般记者意想不到的绝妙文章。他们直接对这些摆布的假现场进行了摄录，改变了原定的“通过农业机械化生产反映农村形势变化”的主题，直接把新闻标题定为《泽当农民想上电视》。这条新闻后来得了全国大奖。

    从这个采访实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记者，除了要有经验积累，更重要的还要有敏锐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是用特殊思维方式训练出来的。

之四：被所谓“客观报道”捆住手脚。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在表面，而是人们的心态有了变化，有了一种人性的追求。这种人性的追求反馈到社会中，与之相对形成的就是人们追求的“人文关怀”。㈤而这种“人文关怀”的重要精神就是必须关注现实，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视人情世态的表达传递。通俗点讲，就是 关注社会生活中人的的欲求，并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怀。

    然而，在新闻报道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有时做得距此甚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养成写“冷漠新闻”的习惯，纪录片、新闻专题还能好一些，特别是消息类新闻，似乎已形成套路，按照所谓“五个W”的要求，摆上几条相关的信息就算了事，现场一些感人、动人的东西根本不敢或想不到去表现，似乎一表现就会破坏记者的“客观”立场。

    再举一个青岛台《新闻广场》的例子。在对贾继琴残害打工妹案进行追踪报道的时候，记者看到了公安机关对被害打工妹的录像资料：躺在尸检池里的小女孩，浑身上下无一完好之处，并有大片皮肤脱落，露出鲜红的脂肪及肌肉组织。在场的各媒体记者都流了泪。《新闻广场》在当天的报道中这样说道：“在青岛市市北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记者含泪看完了记录郑成风（被害打工妹——笔者注）所遭受虐待的录像带，令人震惊愤怒……”同时，一家报纸的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也提到了《新闻广场》记者边看录像边哭的情景。这下《新闻广场》可犯了“大忌”，被指责为：“记者这样的感情流露严重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

    试想一下，难道我们所追求的“客观报道”是以牺牲起码的良知为代价的吗？再说，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纯客观”的新闻，新闻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服务的，起码它也应该致力于为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尽管有时侯这种倾向是隐而不露的。这也正是媒体能立足于社会并在社会支持下得到大发展的根本所在。后来，有位老电视人撰文《记者当发正义声》对《新闻广场》贾案报道予以赞扬。㈥

    有学者在探讨记者对新闻事件的参与程度问题时认为：“只要记者觉得必要、自然，他就可以这样做（适度参与——笔者注），因为这样的记者才是人格化的。至于这是否会破坏记者的‘无立场’的公正形象，我认为，记者的情感往往就是观众们的情感，所以，记者觉得自然的行为在观众眼里也会是自然的，可以被接受的。”㈦

    我们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体会，你把新闻现场感染你的东西较好地表现出来，就能再把这种东西传达给受众，而受众产生共鸣再去感染周围的环境，媒体的价值因此而得到体现。但我们很多时候局限于某种思维定势，做不好有这种传达。

    记得不久前笔者就看到这样一条电视新闻：《杀害英雄民警张杰的罪犯今天伏法》。张杰是莱西市某派出所民警，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与手持凶器的歹徒英勇搏斗，被歹徒连刺数刀，壮烈牺牲。一段时间以来，张杰的事迹已经通过媒体报道传遍全市城乡。这一天，歹徒中的主犯被公开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应该说这是个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闻。记者提前接到了这个信息，一大早就赶到市郊某看守所（可见其对此也很重视），拍到执法人员对罪犯验明正身的镜头。但遗憾的是，记者就拍了这么几个镜头，更遗憾的是，记者的解说词写得极其“客观”，“客观”得让人感觉“冷嗖嗖”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XX持短剑朝张左胸部猛刺一剑，将张当场刺死……”。英雄民警张杰在记者的笔下被简化成了一个“张”字，英雄的的英勇行为也“蜕变”为一般的殴斗，标题更是平平淡淡：“故意杀人犯XX今日伏法”。一条好新闻在记者的手中变成了这样一则干干巴巴、信息量和新闻价值都难以体现的“八股”式“公文”。好在编辑及时与莱西市电视台取得联系，调来了人家的新闻稿和有关镜头。最后这条新闻是这样处理的：

导语：“今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莱西市召开公判大会，对杀害英雄民警张杰的罪犯XX公开宣判并执行死刑。”

正文：“……罪犯XX暴力抗拒，与其他三人对民警张杰进行围攻，用短剑等朝张杰身上锰刺，英雄的人民卫士张杰身上多处受伤，血流如注，仍以惊人毅力与罪犯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失血过多，英勇牺牲。张杰牺牲后，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称号……”

画面：是从罪犯被押出看守所、游街示众到公判大会现场等多组镜头，而且发挥了电视媒体声画结合的优势，在解说中混进了公判大会现场台上、台下的正义之声。

    这样，新闻的篇幅、长度与初稿几乎相当，但信息的质量已明显不同，它不再是冷漠的概念陈述，而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染力的表现，基本上把观众想了解的东西和应该让观众了解的东西都传达了出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看了比较“解渴”。

    记者在处理消息类新闻时的“没有感觉”还表现在理直气壮地伤害无辜。

     有这样一条电视新闻，题目是：“称罢一方罪恶累累  XX黑社会团伙被严惩”。这是一条“严打”期间的普通政法新闻，对铲除恶势力进行公开报道本来是件好事，但记者在叙述罪犯的犯罪过程时却又把被罪犯误伤的一对无辜父子指名道姓地牵扯了出来，并几次点名细述其伤残情况。结果，新闻播出后，这对本来已无端遭殃的父子提出抗议，称这条电视新闻又给他们造成新的伤害。

    这个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沉重和负疚，没有任何人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让我们可以如此随意地触及别人的伤痛。

    可以肯定地说，凡此种种不体贴受众的感情需求，有时还有意无意伤害他们的感情的做法最终就失去了被我们称为“上帝”的受众。

之五：狂唱“进行曲”，习惯成自然。

    在我们的新闻稿件中，“进行”二字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可以说是满眼可见，充耳可闻。什么“进行学习”、“进行讨论”、“进行实践”、“进行调查”等等，有时一句话中能出现几个“进行”，已在动的动作之前，还要告诉人们动作在进行，读来听来总觉得累赘、官腔、俗套，让人生出排斥感。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进行”二字完全可以省略或避开，如“ XX来青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调研”，完全可以改成“XX来青调研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和“对”都可以删掉。“进行曲”不是不能唱，但要是唱得“泛滥成灾”，就可能会闹出“进行吃饭”、“进行睡觉”之类的笑话，并为广大受众所厌弃。还有很多的电视新闻解说和新闻标题，绕来绕去都是些“隔靴搔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句子”、“万能标题”，就是不往实质内容上点。

    例如，记者针对青岛市第三次药品降价制作的几个新闻标题：“药品价格再次下调”、“关注药品降价”等，总觉得显得平淡和不到位。经过认真琢磨，标题最后定为“再‘挤’药品价格的水份”，既新颖别致，又能形象地表现主题。这样的标题随新闻片打在荧屏上，才有“俏目天成始动人”的味道。

    深究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作祟：冲不破或懒得冲出旧框框，人云亦云，随大流，满足于“出不了大‘彩’，也犯不了大错误”。

倡导创新思维，制创电视新闻精品

    谈到传统的、固化的思维模式给电视新闻人造成的种种桎梏，还有象电视节目的“克隆”现象，怎么也“平庸”不起来的社会新闻节目， 拒不承认和接受已经登堂入室、伸手可及的电视的产业属性等等，均属此类，可以说是不一而足。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吴郁曾对电视节目主持人中的“模式化”现象这样评价：“职业化思维定势、语言定势、行为定势，会使有关的活动局限在旧的方向和轨道上，以不变应万变，进入‘流水线上的熟练工’状态，其工作状态是职业的，但同时又是机械的……没有真诚、没有激情，没有灵魂，妆一化，词一背，作科了。然而，听众的耳朵容不得噪音，观众的眼睛糅不得沙子……”。㈧这正是对电视媒体普遍存在的模式化思维及其带来的模式化工作的绝妙写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对电视人的这种控制如此长期而顽固地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体制的关系，还可能有其它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做深究了，还是继续关注思维方式与电视新闻创优的关系问题。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社会的急剧变革，网络时代的到来正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思想、新理论、新思维、新词语层出不穷，这给我们的新闻报道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内容。但由于我们习惯性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当然也有我们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年龄、文化结构的影响，自然就会脱离生活、落后于生活，而这又当然地影响到我们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

    所以，电视新闻的创优和提高电视新闻的水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破除定势思维，转变思维方式，倡导创新思维才能创新节目。而创新思维的基础条件便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真正以改革的精神投身改革、推动改革，而不是游离于改革、拖改革的后腿。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电视新闻事业的空前发展已经充分显示，改革需要创新，创新才能创优，创新、创优又推动改革，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在这方面，除了本文前面所列举的在别人反对和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传者以创新的思维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我们可以随便就能再举上几个例子。

    ——没有对主持人的话语改革和播报形式、报道内容、节目组排的大突破，就没有于中国电视新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30分》等栏目的横空出世，就没有《望长城》等首开中国纪录片崭新风格的一批优秀电视片的蔚为大观。以《望长城》为例，这原本是一个历史题材，是“过去时”，按照常规和俗套，拍成一个历史回顾片和历史资料片也能交代过去，但创作者却把着眼点放在了表现现在长城两边的人民的生活与情感上。长城仅仅变成了一条线索、一个象征。这样，一下子“过去时”就变成了“现在时”，纪录镜头也就有了用武之地，结果《望长城》拍得清风扑面，洋洋洒洒。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编导们的灵性思维。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冷冶夫㈨创作的纪录片曾连续多次获得政府一等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也是以“反常”思维取胜的。他有一句“名言”：“每个片子都跟自己过不去。”在冷冶夫的获奖纪录片《升旗.生命——国旗的儿子陶维革》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国旗班退伍老战士陶维革病重住院一年都没有告诉远在湖北农村老家的母亲，这一天，得知消息的陶母来医院看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你瘦了……你千万要听毛主席的话……。”对于后面这句话，冷冶夫也曾经动过删掉的念头，怕影响“正面报道”和英雄陶维革的形象，但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他认为，这句话虽然不能反映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英雄母亲的高大形象，却是这位母亲的个性化语言，从这样的语言中你可以想象陶家的生活背景，省却了有关的背景交代，同时，老人这样的真实形象也是可亲可信并且鲜活如生活的，观众可以接受。果然，这个细节在评奖时拿了分。对此，冷冶夫自有一番“高论”：“作者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忽然被某个现实性格吸引了。这个性格虽然尚很单薄、朦胧，但毕竟很独特、很有趣、很新鲜。这就是人物性格最初构思的‘刺激源’……写人情、写人性、写人的命运，也就写出了人的性格，写出了真正的人，也就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特定复杂的社会关系。”㈩

     就象前面所述种种或缩手缩脚、或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造就的例例拙作一样，抱定传统和习惯不放永远也不可能制创出电视新闻精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事业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和越来越好的舆论环境，时代呼唤创新的思维和创优的电视新闻作品，时代更需要一支耐得住寂寞、对电视的文化追求充满信心的电视人队伍。有专家寄语21世纪的电视人：“精神人文化、知识专业化、能力职业化、风格个性化”(十一)，这与邓**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以及***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是相一致的，让我们以此共勉，奋斗新世纪。

注释：

㈠王益民主编：《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第5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版。
㈡笔者转引自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㈢欧阳明：《人民利益重于天》，载《新闻与信息传播》2000年夏季号。
㈣陈力丹、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㈤引自《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牵引力》，载《电视研究》2001年第3期。
㈥《新闻·观察·评论》，第7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
㈦曹培鑫、蓝旭《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探析》，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㈧吴郁《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
㈨代表作《女子特警队》、 《女特警雷敏》、《牧牛人》、《胖连长和他的连队》等。
㈩资料来自1994年4月8日笔者在北京广播学院听冷冶夫《中国纪录片分析》讲座笔记。
(十一)同㈧

作者单位：青岛电视台新闻中心
（文内各类字体的变化均为编者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