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四个主持人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主持人白岩松有一句“名言”，叫做“渴望年老”，这位二十几岁便大出其名的主持人真的希望自己尽快变老吗？请听听他的自语： “年老的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态……”“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对人的诸种要求：冷静、客观、平稳、懂得爱，万不得已时才恨，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不为小的利益而失去原则，人生目标不再朝令夕改，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让身体始终处于良好竞技状态，上有父母，因此懂得尊重历史，家有贤夫良妻，于是懂得把握现在，膝下有儿女缠绕，因此懂得面对未来……中老年主持人大多具有这样的优点。” “既然人生还得按部就班地一步一个脚印，赶路中，我们现在能做也必须做的是：去揣摩和输入那年老群体所具有而我们目前很缺乏的种种美德。”①

 看到这些，我们便会明白，这位少年得志的记者型主持人头脑中还保持着一份清醒：自己千万不要被电视这种流光溢彩的时髦媒体所“拔苗助长”。——他所“渴望”的，其实并不是“年老”，而是难能可贵的冷静和多思。当然，对知识和阅历的渴求是包含其中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电视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一支“电视人”劲旅也随之崛起，这是有目共睹而令人欣喜的。我们能加入“电视人”行列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当经历了十几年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的“电视人”生涯之后，而有机会抽身“圈”外，冷静地审视我们自己时，方才吃惊地发现，原来“电视人”所有的一些引以为自豪、不同于“常人”的“闪光点”，都来自于“电视”这种最现代的传播手段，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长，而且原本我们所具有的一些思想、品质也正在可怕地被炫目的技术手段所取代、所消解。“电视人”正在变成思想贫困、缺乏理性思考的“工具人”。②这也正是一些以“电视人”自居者在其它媒介同行面前沾沾自喜（包括不形于色的），却并不被人家所看重，甚至看低的原因。这对电视事业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其实，你再留心一下电视理论界，就会了解到，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发出强烈的呼吁：电视人是需要“文化超越”的时候了。③而白岩松的“渴望年老”与其说是一种自勉自励，不如说是对电视界同行的一种警诫。 说到“电视人”理性思考的欠缺，大致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         迷恋于电视手段的炫耀、铺张，而忽视对人的生存情状的深情关注。

 电视的景观犹如当代一道最美丽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电视界。凭借不断发展的技术手段和日益翻新的制作技巧，小小屏幕不断幻化出崭新的面貌。有人比喻电视的“这种诱惑多少类似于海上女妖的迷人歌声。”④应该说是十分生动有趣的。君不见，多少人一旦进入电视界，就变得浮躁、傲气，不再冷静多思，不再保持对事物的敏感，进而陷入一种程序化、操作化和身不由已的状态。这一点，他们在荧屏内、荧屏外都有掩饰不住（有时是不加掩饰，甚至炫耀）的流露。 《东方时空》一位制片人在火车上遇到旅客与乘务员发生争执，便当仁不让亮出证件打抱不平。话不投机，就对人家说，“如果在北京我抽你”。最后人家告到台里，说“《东方时空》是名牌栏目，怎么会出这样的人呢？根本不够格！” ⑤你有什么权力包打天下？你亮牌子是什么意思？你抽人家是什么意思？你眼下能比你的同学、同龄人更出名，不就是沾了电视的光吗？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人格修养欠缺的人能有多长的“电视生命”，而如果“电视人”都变成这个样子，又是多么的可怕。

《焦点访谈》曾在开播一周年时推出特别节目《在路上》，可以说，《在路上》是的一个能够吸引人的节目。它的严格纪实手法，使观众和拍摄者同处于对不可知情况的紧张期待中；其隐蔽拍摄的手段使得采访者几乎不费多少口舌和智力就把被拍摄者的真实意图和态度暴露无遗，使之乘乘就范。这样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可以说将电视手段发挥得非常充分了。但是，在片中我们也看到一种非常值得担忧的东西，这就是电视记者的心态和对电视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无节制地滥用，还是明智地加以把握？

 《在路上》运用一个装在车上的玻璃小屋进行隐蔽拍摄。这间玻璃小屋，外面是镜子，里面拍出去却清清楚楚。我们看到，一位被拍摄者自以为面对的是镜子，对着镜子捋了捋头发，其实他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让人忍不住发笑。车到一个路口，当记者表示不愿去洗车时，那位拦车人毫不顾忌地说：“交了钱就可以不洗。”在隐蔽拍摄面前，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都清清楚楚。但是，这样的战绩是电视人用来自夸自耀呢？还是为了寻找症结所在呢？这里暴露的电视人的心态很值得玩味。什么东西不该暴露？什么时候隐蔽的记者应该出现亮在身份？这都值得探讨。至少在该片中有几处与被摄者的“捉迷藏”是没有必要的。那么隐蔽拍摄的“度”在哪呢？

 起码的一条准则应该是记者的职业道德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很遗憾，《在路上》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点。片中还有这样一个情景，给人印象很深：记者闯入休息室，逼近人家床前，将卧病在床、不想接受采访的站长的窘态不容分说地强加暴露。看得出来，在取光灯的强光下和炮筒般的镜头面前，那位站长是难堪和狼狈的。但是，作为休息时间卧病在床的他，有什么义务和规定要接受这样无情的曝光呢？难道他是问题的根源吗？公路乱收费问题是个老问题了，根源到底在哪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在路上》却还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的浅层的暴露上。无节制暴露的结果，是把观众的兴趣点转向对人的困窘处境的观赏上，而忽略了对问题的追根溯源，最终导致了思考目标的迷失。 《焦点访谈》这样名牌的栏目和前面说到的同样名牌的《东方时空》那位制片人出现这些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惟其“名牌”，也才更具有典型性。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异军突起，应该说标志着中国的电视新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们打破了长期以来电视新闻“缺少独立的思考和思想”，过于平面化的局面。两栏目的成功表明，电视一旦在其生动的表现手段中融入深刻的思考，便会生发出不可比拟的传播效果。跟着栏目的迅速走红，一批电视骄子——制片人、主持人们亦如颗颗新星冉冉升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的人冷静多思如初，在“滚滚红尘”中“抵制诱惑，主动选择寂寞”，拼命地修炼、完善自己，以防被“掏空”⑥；有的则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思考的权力和电视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成了电视和名气的附庸。

 这是一种危险的隐喻。

 《在路上》所运用的铺张的电视表现手法和《东方时这》那位制片人在火车上的“张狂”，恐怕为数不少的“电视人”都能从中窥见自己的影子。作为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我们可能摆不出《在路上》的那种排场，却会无师自通、毫无愧疚地用那可恶的话筒专往被采访人的心窝子里戳；我们也许不会在火车上抽人家的耳光子，但以“XX电视台记者”自诩，在医院、在商店、在公园、在许多地方居高临下地跟人吵闹却不算什么很稀罕的事。就连北京广播学院在校学生到电视台实习几天之后，也会对着小公共司乘人员大喊：“我要给你们曝光！”以至于有人建议干脆把北京广播学院改名为“自我感觉良好培训中心”。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们却很难笑得开心。

 二、一哄而上，追风逐流。 这些年，电视界存在这样的现象，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创造出来，大家往往争相效法，“蔚成风气”。

 纪实风一开，满世界的话筒，满世界的同期声，满屏幕的“跟 定、跟定、再跟定”——不管什么题材，不论什么内容；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一播，全国大小电视台争开人物专栏，访谈、访谈还是访谈——不管报道的是什么类型的人物，不管记者是否具备访谈的功底； 电视文艺节目、电视广告不请来明星、大腕，不演节目，不拍广告片。文艺节目追逐名星还有情可原，可电视广告效果与明星效应却往往是南辕北辙——人们只记得明星做了广告，但想不起他（她）所推销的商品。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创造性的思维。

 就拿纪录片来说吧。萌生于80年代初期的我国纪录片运动经过十年的演进，现已进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其间也确实出了一批扛鼎之作，象《望长城》、《沙与海》、《龙脊》、《远在北京的家》等，但是殊料一时间，“跟踪纪实以及伴随而来的同期声、长镜头也开始大行其道，各种节目纷纷效仿。电视荧屏大有变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之势”。⑦“你纪实，我比你还纪实，你长镜头，我比你镜头更长；你跟随，我一步不落；你原汁原味，我就有闻必录……纪实倒是热闹非凡，可荧屏却单调了许多。”⑦岂不知，电视节目的拍摄制作，关键在于“选择”，一种融入主观性创造思维的选择，而非“纪实”。见义勇为是纪实，卖淫嫖娼也是纪实；架桥铺路是纪实，拉*吐痰也是纪实。你去跟随哪一个？又去再现哪一部分的原汁原味？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选择之中，选择是一种机会的取舍，选择是一种主观的判断，任何创作都离不开选择，纪录片也不例外。而选择的标准，应该是能达到一种本质的真实——包括人类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而不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所谓“纪实”。

 当然，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新闻宣传的假大空确实让人们吃尽了苦头。可以这样说，就纪实手法来说，它是当代电视界对生活、对真实性观念的理解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找到的喷发口，甚至可以说，纪实本身就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但是，如果抽去这种观念和思想，纪实手法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变成了新的假大空。纪实风格的可贵之处，说到底，就像《望长城》、《沙与海》、《龙脊》等优秀作品所体现的那样，在于它从来没有放弃对民族命运和生存的整体性、个体性思考，并屡屡触及人类诸多永恒性命题的根本性困感。然而后起的许多“效颦”之作，恰恰忽视了这种主观创造性的思维，使纪录片丧失了真实的思考，而成为轻飘做作的游戏。对于这种现象，已有人给予批评。

 《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曾播出一个《老羊倌》的片子。这位老羊倌为了让两个侄女上学，把自己赚来的钱都交了学费，而自己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吃着馒头就咸菜，与他的羊群相依为命……这种可敬的人格力量，深深地震撼了去拍摄采访的记者。然而片子拍回来在串片的时候，不断有人指出采访中幼稚和不到位的地方。由此，记者开始了反思：老羊倌的生活艰难吗？悲惨吗？他活得很自在，很真实。而那些艰难呀、悲惨呀，却是我们的主观臆断，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所有这些都会造成与被采访者的隔膜，以至难以进入被采访者的生活，记录不到真实的生活状态。于是这位记者的思考开始逼近纪实手法的本质：“纪实手法是外在的，表象的，而强烈的平民意识及人文精神才能贴近老百姓……”⑨

成都经济电视台曾做过一个残疾人题材的纪录片《二娘》参加国际电视节评奖。“二娘”今年58岁，育有七子，一子已故，三子别居，丈夫和其他三个儿子残疾，但创作者在此中过多地表现了主人公生活中艰辛、惨淡的一面，把四个家人生活不能自理的重担压在二娘一个人身上，而忽略了这个家庭中其他色彩的表现。原北京广播学院院长王纪言看了这部片子这样说：“在这部片子中，记者似乎满足于带领观众细细地品味主人公的痛苦，这其实是一种美学趣味的偏差。创作者应追求的应当是残疾人生活中能够折射出人性光辉的精神品质，而不是陷于哀怜的情感中难以自拔。”⑩

 所以，我们应该确认，纪录片的思考，首先是文化的思考，编导在真实地、艺术地选择有价值的生活层面时，更应该重注对生命形式的思考与提炼，使片子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与艺术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在肯定那些“跟定”拍摄的纪录片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把诸如《西藏的诱惑》、《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些没有采用严格的纪实手法拍摄的纪录片排斥在优秀纪录片名单之外。我们的纪录片表现形式本来应该更丰富，我们的电视屏幕本来应该更多彩。

 关于“电视人”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电视化、工具化倾向产生的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就电视手段来说，可谓集中了当代电子技术所提供的一切成果，而且仍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同时，由于其强大的传播效应，已经使电视成为影响当代人生活、工作、思维以至文化观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著名传播学家威廉.施拉姆一针见血地指出：“似乎是电视的报道重排了美国受欢迎的英雄的顺序。”⑾这就很容易使电视工作者形成那种对电视工具、技术手段本身的崇拜、迷信和由此而来的“电视人”的妄自尊大。 电视手段本身的操作性，作品表述语言的电视化需要，也使得电视工作者思考过程中关注点偏移。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画面翻新，手法更新的诱惑，比之苦苦的沉思默想，前者更使他乐于为之。因此，每有新的表现手法产生，就会引起热烈的追逐。 电视产品制作流程中多人合作的特性，也使节目难以正确诠释构思头脑中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本意。

 但是，难道因为这些电视就不需要深刻的思考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电视无论从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还是从公众的需求来说，都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电视人”应当在当代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做出自已的承诺。再者，就电视本身而言，本来其直观的图像就容易使人丧失对事物的想象力，假如再丧失思考力的话，电视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那么，“电视人”如何才能走出思想的贫困，实现“超越”呢？

首先，电视工作者，特别是记者，主持人们必须常常自省，时时地问一问：“我们能走多远？”、“是不是背靠了大树，自己就变成了大树？”⑿并且要明智地认识到：“人性和良知，奉献和责任，这些人心里最柔软而又最宝贵的滚烫字眼儿，不应该被忘记和抛弃。”⒀

 其次，建立电视批评学，运用健全的批评机制，使电视工作者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对自己的正确评价。不能说我们目前没有电视批评工作，只是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还非常粗浅、零碎。目前广播电视界有一份理论品味较高，能够展开学术争鸣的刊物《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目前订数区区成千，在电视工作者案头难觅芳踪。

 第三，有人提出，要在电视界划分一线和二线两个工程层次的想法也值得参考。即：让那些心灵手巧、技术熟练的在第一线跑、操作，而让那些有思想、愿思考的人远离操作性、远离工具的魔力场，静静地思考，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人。这样，他们就成为电视界的思想库。他们提供的是有深度的思想，而不是实施操作意义上的点子。不能用点子代替思想。点子是一种实用性强、具有短期效应、马上能获取赏识的东西——电视事业不可或缺，但它不能象思想那样触及社会文化的深处。而且，如果电视界不拥有自己的思想者，就无法与思想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和对话，这从《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访谈中已显而易见。有人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危险的行当”，⒁这话颇有味道。往屏幕里面一站，电视片子一播，谁有思想，谁没思想，谁是“卖假药的”⒂，一目了然。今年，《青岛新闻》在星期天开设了《周日评论》栏目，栏目实行资深编辑与分口记者联合采制的办法，使电视评论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把“思想”和“点子”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探索呢？

 电视不应该排斥深刻和渊博。

  “如果说新一代电视人可以为电视做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拓展屏幕独立思考的空间，给思想开垦出一片绿地来。”⒂

 作为一个“电视人”，我不渴望年老，我渴望思想的丰富。

 

注释：
         ①              白岩松《我们能走多远》，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②              参见徐洲赤《技术的丰富与思想的贫困》，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5期。 
         ③              1996年，《现代传播》曾开展“东方时空杯”主持人文化超越征文活动。 
         ④              同② 
         ⑤              参见杨伟光《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会议上的讲话》，载《电视研究》1997年第1期。 
         ⑥              ⑥同① 
         ⑦              告别浮躁  走向明天》——’95中国纪录片理论研讨会纪要 
         ⑧              徐舫州《理论大混乱》，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⑨同② 
         ⑩《回眸与前瞻——评四川电视节参评纪录片》 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5期。
         ⑾见《传播学概论》[美]威廉.施拉姆 
         ⑿同① 
         ⒀王学锋《等你不在老地方——一个“东方时空杯”征文介入者的旁观描述》，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⒁徐舫州《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危险的行当》，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⒂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每天看着20多岁的俊男靓女在电视屏幕上预测经济前景，纵论国家大事，我就体会着大街上遇到卖假药的心情。”——笔者引自白岩松《我们能走多远》。 
         ⒃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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