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新闻媒体是受本阶级奋斗目标和服务宗旨决定的，她必须是党和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或者叫“喉舌”，她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应该是，也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心声。也就是说，社会每个群体、每个阶层的群众都应该有权利用媒体反映自己正当的呼声，也可以叫作“语话权”，而这种“语话权”应该是平等的。反映在形式上不外乎有新闻节目、各种影视文化、影视文娱、报刊、杂志等。但是，当前的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的媒体，节目制作向精英化、贵族化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而最应受到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逐渐处于“失语”或无处诉说的窘境。本文想从此入手，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体，影视创作必须要坚守住无产阶级政党宗旨的操守、否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毛**在论述文艺工作者发生问题时指出：“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通过领袖人物对为什么人的论述，想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那就是疾呼媒体关注“弱势群体”在大众传媒中的“话语权”，尤其是广播、电视、电影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应该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居高临下，悲悯可怜的。由此可见，解决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问题，是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正确看待服务对象和确立服务方向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弱势群体在社会中举足轻重

　　“弱势群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其它资源都非常少，在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是不对称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弱势群体”在国际上同样呈发展趋势，我国的经济、文化逐步与世界接轨后，在精英文化、“强势群体”的滋生、成长、壮大的同时，国内“弱势群体”的发展趋势，甚至同样存在和国际上的“弱势群体”实现“接轨”的问题，越来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几个镜头：广东某外企怀疑中国工人偷生产原料，竟让130多人下跪，出厂还要搜身；在英国某城一辆载有50多名中国偷渡人员，因缺氧缺水，只有二、三人生还；每年年终无数进城打工人员拿不到“血汗钱”！还有无数的例子，足以说明“弱势群体”的无助与无奈，也足以唤起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注。

　　　我国官方文件第一次使用“弱势群体”

在我国，“弱势群体”这个词是2002年朱容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使用的。他的原话是“认真落实鼓励自谋职业和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名词，顾名思义，就是一群现在各方都与主流社会不对称的集体，主要表在信息、经济收入的不对称，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称。例如：老人、孩子、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等。当然，“弱势群体”的内涵和外在都是在不断的变化、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也在发生着变化。解放前，整个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都是“弱势群体”。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弱势群体与解放前的弱势群体有着本质区别，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贫困，另一特征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弱势群体的形成机制很复杂，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有历史原因，有与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原因有关。从目前的情况看，“弱势群体”要靠自身的努力去摆脱弱势状态，存在着有很大的实际困难，他们需社会各方面的支援和帮助，特别是需要媒体主动的、真诚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帮助。"

我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因素使部分农民和产业工人变成“弱势群体”主要原因是建国后我国工农业发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长时期发展不起来，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但是，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的是低标准的、平均化的工资收入，那时厂长、车间主任、工人的工资收入差别不太悬殊，人们在一种均贫富的心理状态下生活，弱势和强势的划分并不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就逐渐出现以所谓社会精英为主流的“强势群体”，在收入上，受教育程度上、社会生产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占有量形成较强大的分化。因此，就出现了以“精英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主流群体（以下称“强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上说话有份量，办事有人帮忙，活动有人捧场，他们主导着社会生活的主流。与此相反，以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它服务行业人员中的低收入或下岗职工为主的“弱势群体”，因为工资待遇就低，受教育的机会少，社会关系单纯等原因，以及社会上那些因病残、就业无望、家庭双职工下岗、（40、45）年岁偏大、优化组合不上的群体，渐渐形成了这种“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的“语话权”分量非常低。所以，有时他们用较偏激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生活权力。如上访、自杀、跳楼等。例如：每年年底的农民工讨要工资问题，几乎有民工的城市就有农民工因讨不到工资而寻死或者走上违法路的。大病医疗问题，很多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工人，晚年得病拿着发票没处报销，有的甚至去世了，家属也没领到应得的医疗费，为子女欠下一屁股债走了。具有关部门调查统计，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至14%，（摘自中国人民大学题为《走向公正社会》调查报告），并继续呈上升扩大趋势。弱势群体的分布为：贫困地区农民38.82%；下岗职工27.19%；残疾人和孤寡老人13.80%；体制外的无技能者7.55%；较早退休的低薪国企职工7.36%；进城民工5.28%。

　　综上所述，我国弱势群体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发展的趋势和比例，已经构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迫切需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二、媒体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几个错位

　　目前，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非常不理想，甚至是非常欠缺的，除中央媒体外，省、市级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在新闻宣传，文艺创作、娱乐性节目、甚至广告节目中都存在着重“精英”轻“平民”，重“强势群体”，“轻弱势群体”的现象。概括起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存在四种错位的现象：

　　一是麻木不仁，对“弱势群体”极少反映。如我们的媒体大都缺乏关注“弱势群体”的节目、栏目、版面等。据统计，全国已经注册的各类电视台上千家，但是，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节目、栏目的只有10几家，仅占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同这在一级别注册的368家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4%。相反，电视节目中，以白领、款爷款姐、“成功人士”、“明星族”、“新新人类”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越来越多。而为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服务的节目和栏目越来越少；在宣传内容上，反映“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内容越来越多，而站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呼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在舆论导向上，自觉不自觉的鼓励超前消费，追求物质享受，攀比斗富的越来越多，而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开拓进取的越来越少。例如，某农业大省的电视频道、今年3月下旬共开设节目、栏目56个，与上述有关的节目、栏目就有48个，占总数量的85.7%，其中关注“三农”的栏没有一个。

　　中原一个所辖几个郊区农村县的城市电视台今年4月中旬一天播出的节目、栏目127个（次），播出与“弱势群体”有关的节目、栏目只有12个、占10%强一些，而在这些节目当中较强烈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只有2个节目，直接针对“三农”的频道、栏目一个都没有。可见如此错位、荒谬到什么程度。

　　二是媒体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居高临下的报道“弱势群体”。报道“弱势群体”不是为了真心解决他们的困难，而是借此炒作。如：每逢节日里，报道某领导、某老板带钱、带物看望困难职工，送钱者气宇轩昂，接钱者千恩万谢，过后一切如旧，此类令人生厌的节目还是少播的好。“弱势群体”需要关心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应该反映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如：某媒体报道一位被关小屋三年的精神病妇女，随后被有关部门救治，对救治的过程不厌其烦的进行报道，完全是对一个施贫乐道的人士进行肉麻的赞扬，而不是从更深邃的社会原因去分析、探讨发生这种问题的根源。

　　三是自觉不自觉地鄙视或是丑化“弱势群体”。反映在媒体宣传上主要表现为：（1）有“栽脏陷害”之嫌。个别电视剧作品、甚至新闻节目、栏目中，往往把城市出现的小偷小摸，脏、乱、差等原因都不分青红皂白的归结到农民工或下岗职工身上，貌似物以类居，人以群分。其实这是对“弱势群体”的极大毁誉和不尊重，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事绝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强势群体”中的个别人也大有乐此道之人。我们的媒体为什么遇到这类情况就往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头上栽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很强的反驳能力、说话的分量轻。（2）有丑化、矮化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之实。在我们的电视剧、电影中经常出现一些农民、下岗失业人员的形象，很少有像上个世纪60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中刻画的《李双双》、《我们村里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等让人们奋进的工人、农民形象。而是不管是农村保姆、还是进城的打工人员，不少艺术形象被刻画的或滑稽可笑、或佝胸偻背、或者是刁钻自私的角色。（3）对某些“弱势群体”病残人员进行新闻炒作，以达到某些媒体自我宣传的目的。例如：某些媒体一再炒作的《半脑少女之恋》，《连体女婴之迷》，《独臂少年独行天下》《恶汉施暴，弱女跳楼》《四岁小夫妻》等等，以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感官刺激，而对“弱势群体”失去了应有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责任。（４）受经济利益趋势，利用“弱势媒体”的需求进行广告宣传。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弱势群体”而设的，例如针对疑难病症的广告，有很多不实的宣传成份，引领着既无钱又要看病的人上当受骗。还有各种针对年轻人求学、就业的广告宣传，让很多贫困家庭付出了巨额学费，又学不到什么东西。今年2月中旬××市广播电视局受众接待室接待了15名因按照某媒体的广告到一个私立学校求学，每人报名费、学费交了4000多元，结果根本无学可上，如果按广告中宣传的“艺术装璜”专业上学，还要交2600多元的学费，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得不集体上访。

三、“弱势群体”在媒体上”失语”“无语”的原因

通过对当下媒体对“弱势群体”关注错位或叫关注不足的现状来分析，有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因素，不对造成弱势群体在媒体“失语”“无语”的原因进行分析，就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概括起来说造成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媒体的“主旋律”意识和“民本意识”的严重缺憾。

我们媒体的从业人员对社会客观存在的，而且愈来愈凸现的“弱势群体”的现状况和发展情况认识不足，对严峻形势估计不足。当然，也存在有关部门提供的消息渠道不通畅、不准确、不恰当，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认识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底在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几次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问题。说明党中央对“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是十分关心的。这也应是媒体宣传报道的“主旋律”，例如“十六大”确定的“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怎么宣传才是正确的、正面的，只有详实解析党的政策如何保障所有人民根本利益，让包括“弱势群体”的所有人民都树立齐心协力奔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力量。如果媒体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和情况连报道都不愿报道，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坚持正面宣传和导向正确呢？毛**同志早就讲过，新闻要既有表扬，又要有批评和监督。应该树立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就是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党宗旨的躬身实践思想。这是因为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是党和政府历来制订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私利”性影响。

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理所当然的将媒体推向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境地，这里讲的主要是地方媒体，特别是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媒体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宣传工作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却越来越缺乏关注和热情。正如一位电视台的负责人曾直言不讳的说：“强势人群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不断吸纳‘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品位，有点闲）阶层，就等于拥有了取之不竭的‘注意力资源’”。很多媒体也正是为了经济效益和个人好处而丧失职业道德和新闻工作者尊严的。例如：山西煤矿透水，三十九名矿工遇难、几家媒体的11名记者在已经得知真实情况下，但因为得到了“强势群体”钱或金银的贿赂、就集体“失语”，漠视那些因“强势群体”无视法规而造成事故遇难的39条活生生的人命。这是多么可悲和愤怒的事呀！ 归其原因，这些记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与当下个别媒体自觉不自觉成为“强势群体”或“精英阶层”舆论工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的反映。试问，如果各媒体都能象当年毛**带领全国人民搞“三反”“五反”时那样对“贪污、盗窃、浪费”分子疾恶如仇、毫不留情，哪个记者敢收那个“堵嘴”的钱呢？时统宇教授在《震惊于记者被收买》一文章中这样写道：“面对39条曾经是那么鲜活的生命，我真的想象不出会有11名记者不是在采写中带着哭腔，而是接过贿金。”

四、媒体有真诚关注“弱势群体”的责任和义务

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和工具，对“弱势群体”给予强烈的关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好解决“弱势群体”工作应有的份内之事。

由于广播电视媒体传输手段的直观、普及易为“弱势群体”所接受的特点，成为“弱势群体”表达自己意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他们往往把广播电视媒体当作解决个人困难的最可信赖的工具。例如：今春，北方某县级市个别村镇的领导将一个村36户的口粮田，暗箱操作租给了南方某集团种植棉花，将长势很好的麦苗全部毁掉，受害农民在上访、镇无人解决的情况下，集体到某市广播电视局受众接待室反映情况，接待的同志将此事件认真地向有关职能部门做了汇报。虽然媒体没有对此事直接曝光，但媒体做出了真诚的、强烈的关注，36户农民责任田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一位83岁的老奶奶到某广播电视局接待室，为了寻找出走一周未归的孙女请求做广告，给接待人员跪下，令在场人心碎，最后，这家媒体在电视《今日60分》栏目中打字幕播出寻人广告。此类事件足可证明在解决“弱势群体”困难的问题上，广播电视媒体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大有作为的。

作为媒体自身应该主动帮助广大 “弱势群体”说话，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他们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解决他们问题的助手。其主要手段是：

广播电视要做好“关心、支持、自助、增权”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关心”。媒体要真诚的反映“弱势群体”的工作、生活和需求。知道“弱势群体”最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这是真正的身体力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的讲话中强调三个必须去，原话是：“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群众，特别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这是党和政府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当然也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的要求，群众中，最困难的地方，最需要解决困难的地方就是“弱势群体”最集中的地方，关心和解决他们的问题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块心病，难道媒体还有什么理由不关心他们吗？

二是“支持”。据有关媒体调查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弱势群体”对媒体总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在媒体能反映他们的需要和希望，他们尤其对广播电视有更亲密的接触，在听广播看电视的受众中，“弱势群体”约占百分之三十，这不是小数目。我们媒体应该真诚地关注和支持“弱势群体”。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主要是帮助他们“说话”。要在广播电视媒体中经常出现“弱势群体”的呼声，给他们一席“说话”的地方。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们不但支持“弱势群体”，还将关注的问题过问到底，做到件件有回音。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有解决不了的冤屈都千方百计找《焦点访谈》帮助。相反，个别地方有伤害群众利益问题的部门，也像防“贼”一样，防范《焦点访谈》的光顾。

三是“自助”。媒体作为党的宣传工具有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感化群众的义务。在关注“弱势群体”的过程中不是帮他们说几句话，喊两声冤就算完了，而是要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鼓励他们增强自助、自理的能力，树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信心。这样讲，对一些生活在社会主流群体层的人来说，好像太遥远，太夸张了，其实不然，如果你有几个下岗职工的朋友，和他们亲密接触一下，你就会感到，你的一次“桑拿”消费，就是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2002年青岛市各媒体宣传下岗职工王钢下岗不自卑，自力更生搞鸽子养殖，有的媒体还帮他开拓思路，建立养鸽基地，得到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为“弱势群体”自助、自力带了一个好头，各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四是“增权”。帮助“弱势群体”中的伤、病、残人，呼吁各级政府建立他们理应有的政治、经济和人身权益等制度和保险体系。这是媒体对“弱势群体”最有力度、也是最实际的帮助。当然，媒体是个舆论机构，没有制定政策和执法的职能和权力，只能是呼吁，建议和监督，但这不等于在帮助“弱势群体”建设“增权”方面无所事是。如果真正做到真诚关注、客观报道某一侵害“弱势群体”事件，对有关热点、焦点问题实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就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如2003年曝光的广州某收容所致死无助大学生事件，最后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收容站，建立更能保障社会需求帮人员的“救助中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帮助。社会上还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各种保险、工资发放问题，去年底各级政府是在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过问下，各城市以行政的手段部分解决的，事实上，此类问题远远未得到个根本的解决。应该呼吁从立法上，经济合同、社会保险等方面确立他们的保险体系。 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上，也就是用法律和制度解决，我们的媒体就应该深入到农村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来，这就起到了我们媒体的参与作用。

总之，媒体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关注，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一种升华，是社会主义新闻观的具体体现。这一工作做好了将使“弱势群体”逐步向“强势群体”转化，哪怕是微小的、微量的；将使逐步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更充满爱、充满关怀。但愿此文能对各媒体工作人员有所启发，对社会所有的“弱势群体”有所帮助。

最后，我们要再次强调:媒体要真诚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广播电视更应该强烈地关注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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