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生新闻脱颖而出，具有了极大的号召力和公信力，这与其舆论监督的力度密不可分。在人文精神的关照下，民生新闻实施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民生新闻作为传媒和民生的联姻体，和其他类型的新闻不同，它要时刻从“民生”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监督，从而担负起击浊扬清的社会使命。它以民众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交通事故、、家庭纠纷、管理部门的乱收费、弱势人群的遭遇等等，这些内容更多地涉及到了民众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曝光和揭露，呈现了这些普通而真实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体验，将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对于营造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失范，不仅是新闻事业发展史的构成部分，而且新闻事业也是修补社会秩序裂缝机制的重要角色。”（1）民生新闻正是用这样一种独特的理念来监视着社会。

（一）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特色

民生新闻满足了监督主体的参与需要。目前对民生新闻肯定较多的是：民生新闻实现了一种话语权的转移，即从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转为以受众为中心，从内容构建、表达方式和叙述结构上都实现了话语权的社会下移——由文化精英到平民百姓，彰显的是平民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草根情结。但是，“媒介作为一种人群的自为组合，是模拟公众，不能作为真正的舆论主体”（2），真正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比起生活需要和知情需要来说，民众的参与需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它体现了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民生新闻中一些监督性的新闻素材，除了由专业的新闻记者采集到的外，还有一部分是由非专业的普通的受众提供的。受众通过自己手中的摄像机等，用自己的视角来记录身边发生的与民众利益有关的事情，使监督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受众充当了“传者”的角色，极大地满足了其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民生新闻使普通人有了在媒体上发言的机会，有了与媒体互动的机会。对于那些被批评、被曝光的事件，民生新闻鲜有那些程式化的评论，主持人的评论带有明显的“一家之言”的色彩，也很少用自己的观点来左右受众的观点，注重受众自己独立地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他们通过开通观众热线进行有关话题的讨论，通过电话连线现场观众就某一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赋予了公民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实现了话语权的转移。因此，民生新闻使观众不再是一个事件的间接目击者，而成为一种开放结构的参与者，一种话语体系的评说者，使观众能更好地以自己的体验来判断是非。

民生新闻的监督内容趋于平民化与贴近性。马来西亚学者冯久玲认为：21世纪是强调民主的时代，民主将不限于政治领域，而要体现在生活中。民生新闻给予了这句话以充分的阐释。它的报道题材的大多是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公众生理和安全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人们各种需要的实现。对绝大多数公众而言，他们只会关心那些与他们有关的利益以及他们渴望却在现实中缺损或无法完整实现的利益，很少能够跃出自身现实利益的羁绊去追求一些更高的利益。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无非是衣、食、住、行，以及对安全、稳定等的需求，当这些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民众的关切度往往是最大的。民生新闻抓住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也就抓住了民众的心。其次，作为通过职业行为来履行职责的新闻媒体，不同属性、不同规模、不同地域的新媒体也承载者不同的职责，有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差异。民生新闻，以本土化的市民生活状态作为报道的对象，以平民意识进行舆论监督，符合了新闻贴近性的原理，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民生新闻舆论监督报道方式的微观化。民生新闻的报道，弱化了社会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倾向性，报道中偏好人情味，注重突出个人的因素。并力求故事化地“原生态”的呈现，把最真实的危害民众生活的问题展示出来。并且，按照德弗勒“新闻是监视，评论或解释性报道就是联系”的观点来看，新闻过后的主持人极具后现代意味的评论方式，虽然把主题中的严肃与沉重用一种嘻笑怒骂的方式消解，但使人感受到的却是观点和见解的犀利和透彻，起到了 “以小见大”引导舆论的作用。

（二）民生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

首先，在民生新闻的媒介议程设置中，传播者的观念倾向和受众的兴趣利益共同交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民生新闻的传者兼“媒体”“公众”于一身，他既要考虑到媒体“把关”机制的存在，避免触及到某些“禁区”，又要考虑到受众的利益需求，抓住受众的心理兴奋点。但是竞争环境的存在，使许多媒体混淆了适合和迎合受众的界限，把以是否吸引受众的眼球作为取舍新闻的标准，这就使得民生新闻选题过于迎合观众而显得琐碎，存在一定的庸俗化倾向，在舆论监督层面也流于浅薄与功利。这样的报道直接导致闻媒介的公信力下降，传媒至关重要的社会监督作用就会变得如同虚设。

其次，民生新闻以个人化的微观视角代替了整体化的宏观视角，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时，对于社会所进行的描述同样缺少整体式地观照。在的采编过程中，一些记者缺少理性的判断能力，凭借拥有的绝对话语权，以媒体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媒体感情对新闻事实进行取舍，，以至反映事件不客观，盲目情绪化，随之带来的便是批评的片面化甚至进行不适当媒体审判。这些都是市民话语中主观化、非理性化、平面化的表现。它与新闻所一贯坚持的全面、平衡原则背离，传播地偏向必然会导致社会舆论的失衡，从而引发更大的不良社会后果。

再次，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中存在范围真空。民生新闻的理念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新闻采访对象往往为社会底层相对“弱势”的群体，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话语却严重缺失。农民常常被置于传媒注意力的边缘，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民生新闻的叙事主体。农民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打工难、上学难、看病难等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市民的问题。此种“不和谐”，是民生新闻的弊端，更是“不和谐”的社会病症的一种显现。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问题通过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这一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被概念化，通过广泛的平民化的传播来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问题的解决。这是民生新闻的优势所在，同时，它只有必须尽力去避免目前舆论监督中存在的弊端，才能够长久保持极强的公信力。

注释：

（1）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07页。

（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