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宣部批准，2005年刚刚设立的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的广播电视新闻部分，于10月25日至28日在京完成终评工作。广播有25个作品、电视有29个作品共54个作品分获消息、专题、评论、现场直播、栏目等项目的大奖，据笔者统计，有公共新闻价值取向的作品达28个，占获奖数的51.85％。这一现象引起笔者的关注。
　　一、公共新闻兴起的国际背景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它是针对媒体全球化趋势、新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膨胀的国际背景，所作出的反叛与回应。被尊为“公共新闻学之父”的纽约大学罗森教授认为：“新闻记者应该不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民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罗森教授呼吁新闻媒体在现实生活中担当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改善公共生活。
　　 公共新闻兴起的直接诱因来自于大众对政治报道特别是竞选新闻的不满和批评。美国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没有履行其自身传递信息的职能，甚至成为把多元声音变成单个声音的反面力量。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以总统为中心，忽视其他力量，把冲突和事件个人化、简单化；（2）摆出一付权威者的姿态，阻止公众参与国家民主生活；（3）报道各类竞选活动如同报道赛马比赛，只关心趣闻和输赢，而忽视候选人的政治背景；（4）充当强势集团发言的速记员。因此，来自新闻界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一方面，媒体要重振雄风，提升公信力，谋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而言，媒体要力求在反映民众呼声、消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富贫差距和暴力犯罪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维吉利亚导报》的编辑们曾这样总结他们的公共新闻实践：（1）让新闻报道揭示出公众带给这些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向公众描述冲突；（2）同等对待普通大众和精英阶层对事件的认识；（3）在报道何人、何事、何故、何时、何处的同时，还要向公众解释这件事为什么值得他们去关注；（4）着力挖掘新闻人物解决问题的相关事实，并尽可能提供建议，以帮助大众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虽然公共新闻实践针对竞选报道而发端，但其理念很快扩散到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广泛社会领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斯坦福大学格拉琶教授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动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1）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2）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4）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因此它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新闻记者能够找到一种途径来做到这些，他们将能够及时地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去健全美国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给了美国记者以权利和保护。” 这番话，应当说表达了美国新闻界热衷于公共新闻运动的真实目的。
　　公共新闻在国际上的兴起，虽然反映出新闻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再思考和再实践，但其终极境界是很难达到的。比如在伊战时期，美国军方严重干扰和限制了媒体的公正报道，致使“战争尚未打响，真相已经牺牲”；再比如对于一些国际事务的报道，往往因媒体带有政治偏见而有辱公共新闻的使命。尽管如此，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报道，通过公共新闻的努力，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内部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称道的。
　　在我国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今天，以公共新闻理念改革我们的报道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它有助于广大群众公共意识的觉醒，对于保持公众的社会凝聚力，关心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建设性作用。10月11日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伴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和冲突没有从根本上缓除，距离和谐社会标准还有差距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乃至社会动荡。会议认为，要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执政党、政府与公众之间桥梁和纽带的媒体，必然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所倡导的公共新闻，就是把“党的声音”、“政府的声音”和“民众的声音”有机地整合为“公共的声音”，让三者合声共鸣，天下事、国家事、民间事尽收眼底，帮助公众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共同关注国家大事。
　　二、大力开辟民间话语管道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在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民本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新闻改革的明显标志。公共新闻在这一背景下悄然兴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强调“以人为本”，首先要给予人民群众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于是，公共新闻范式便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看法的重要平台。只有公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才能有效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分享社会公共生活的成果。
　　在为民开辟建言管道方面，河北电台创立的《阳光热线》模式具有开拓性价值。它通过“面对面”的对话，产生“一人投诉，万人监督”的效果，使参与节目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自身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从而增强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参加《阳光热线》的省直各部门已经形成惯例，每次都有一名厅局级主要负责人带队做客直播间，部署整个系统同步收听，形成对整个行业的监督；节目结束后，省直部门立即派人下去或部署本系统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马上解决问题，省司法部门、行政部门等50多个部门的积极参与形成了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于一体的“阳光模式”。
　　经过几年的实践，《阳光热线》已经建立起一套及时、快速、最大限度解决听众反映问题的互动机制。即：省直各厅局主要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与听众直接对话，主持人、嘉宾和听众形成直播间内外的三方互动；参与节目的厅局整个系统同步收听，省市县乡四级联动解决问题，形成一个全行业的互动；节目结束后各部门立即派人下基层解决问题，记者现场跟踪采访，第二天早晨电台播出处理结果，形成厅局解决问题、媒体采访、听众监督的多方互动。
　　现在，省直各部门及其行业系统参与《阳光热线》已经成为河北省民主评议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被正式列入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和全省民主评议活动的考评方案。此举不但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肯定。专家认为，河北省委省政府借助广播推动舆论监督工作，表明省领导的开明和魄力，拓展了施政空间，同时也打造了“亲民政府”的形象。《阳光热线》是名副其实的“为民热线”、“理政热线”。省委领导也多次强调，办好《阳光热线》就是代表省委省政府进行“阳光施政”。
　　由浙江电视台、乐清广电台、温州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短消息《小金飞向总理直言》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群众向政府纳言献策管道的畅通。报道说温总理到乐清市视察台风“云娜”造成的灾情，只见人群中一个女孩子焦急地向总理挤去，她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外婆家和奶奶家那边山体都裂开了，他们现在很危险。”她还说：“我上次看报道说总理为民工讨回工钱，这会儿我也很勇敢地站出来，我希望您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温总理握着她的手说：“小叶，你放心，我一定落实！”当代中学生敢于直言的风格，以及总理亲民、爱民的形象，通过对话互动得到良好体现。
　　公共新闻的倡导者十分重视从民间收集信息，鼓励记者走进各种人群聚居地，与他们面对面交谈，倾听其想法，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本届获奖作品中，有一批作品体现了这一特质。像中央电视台的评论《想要通知书 先拿十万来》、广西电视台的评论《变味的农民新村》、福建石狮广电台的消息《民评十大恶习 鞭挞社会顽症》、辽宁电台的评论《千亩良田私自卖，农民耕地变房产》、黑龙江电台的现场直播《让农民工的冬天不再冷》等等，都有请平民百姓发表见解的共性，使传统媒体正在向着为民代言的角色转变。
　　三、注重解析事物内部的逻辑关系
　　理论界认为，公共新闻的出现，是对“社会责任理论”的补充和超越。它鼓励媒体以一系列实验性的新闻活动，探索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全新角色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美国北卡莱罗那大学教授麦耶认为，公共新闻要求报道向深度拓展，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不能仅停滞在第一层面——事件的表象，而要深入到第二层面——对事件内在因素和整体关系进行分析，还要涉及第三层面——事件背后的社会体系，即构成事件文本深层原因的探究。要触及第三层面，无疑要付出高昂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调查成本。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问题会涌现出来。住房、就业、升学、看病、社保、交通、存款等等，都可以从宏观政事中找到对应关系。因此，公众希望媒体不仅要报道生活事件，还要做出深度的挖掘和分析；公众不仅要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还要知道新闻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解决方案。
　　2004年被称作“公车改革年”。7月21日，威海市在山东省率先进行公车改革，改革范围和力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山东电视台经过周密策划，隆重推出《公车改革在威海》——对公车拍卖进行现场直播。近1个小时的节目，以当天上午30辆车的拍卖现场为主线，请出当事领导、管理学和法学专家，对公车改革的意义、做法、难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直播中随着拍卖活动的进行，对这次拍卖总量——300辆（可见力度之大），起价如何确定（由中介机构评估鉴定，第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拍到11万成交，比预期值超出5千元，没有造成国有资产贬值），市政养车要花多少钱（一辆车一年7万到8万），以及车改涉及范围及交通补助额度如何测算？下岗司机如何安置？原车改单位有无竞拍优先权？等等。竞拍过程中，还回答了群众对公车拍卖种种疑惑发来的手机短信。比如，公车拍卖后，会不会造成公务员不主动出门理政？会不会诱发个别干部去所管辖企业要车、借车？车补按行政级别区分，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国际上公务用车的惯例？等等。随着节目进行层层解剖，尽可能做到解疑释惑，让人民群众拥护、欢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观众通过对各个疑惑的剖析，最大限度地理解了公车改革的意义和难度，其隐含在内部的新闻价值远远超过“拍卖”这一活动的本身。
　　2004年6月3日早晨，河北邯郸发生特大矿难，12名湖北籍民工遇难，27人受伤。而有关部门对上仅报1人死亡，对下威胁利诱，企图掩盖这起特大矿难真相。湖北电视台6月5日中午接到群众举报，6月6日清晨即派记者赶到邯郸，另一路记者则赶赴受害者的家乡。在举报得到证实之后，于6月8日起作出连续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于6月11日播出《矿难又被瞒报》，“6·3”矿难被恶意瞒报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6月15日湖北电视台推出专题报道《“6·3”邯郸特大矿难瞒报事件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节目邀请担纲两路采访的记者作嘉宾，通过演播室访谈和现场实录相结合的形式，揭示“6·3”矿难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的过程。节目中既有对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客观展示，又有前方记者的感悟，还有新闻背后的故事，环环相扣，入情入理。节目播出后，引起国家煤矿安全局的高度重视，当地司法机关也介入此事，黑心矿主被绳之以法，遇难矿工及其家属得到妥善安置。许多群众来信说，节目体现了当代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有力地鞭鞑了假恶丑，对遇难者给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这些新闻在报道他是谁、什么事、为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发生的同时，还着力向公众解释这个事件为什么值得他们关注，通过挖掘解决问题的相关因素，尽可能提供合理化建议，以帮助公众获得有效信息，指导生活决策，参与公共生活。
　　四、努力靠拢大众情怀
　　一段时期以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坚持“三贴近”，就必然要树立民生价值取向，向平民身份、平民视角、平民心态、平民语言、平民情怀回归，提升大众参与社会公共事物的热情，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2004年推出的先进英模报道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系列报道《公安局长任长霞》，仅从三集的标题就可以看到平民身份、平民视角、平民情怀的释放——《巾帼铁肩担道义 慧心义胆保平安》、《洒泪心系百姓苦 欢笑情牵万民忧》、《从严治警身先正 真心英雄更多情》。节目精心选择任长霞生前影像资料中最具人格魅力的镜头，有机融入到报道中，为观众再现了一个活生生女公安局长的形象，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上海东方卫视的短消息《小老鼠危及大飞机 保安全不惜数百万》则较好体现了平民视角和平民心态。东航一架大型客机途经新加坡时溜进一只小老鼠，飞机紧急搜捕未果，返沪后立即封舱，不惜损失每天2万美元的租金，苦苦搜捕72小时，直至将小老鼠“捉拿归案”，经检查安全无恙，才重返蓝天。从而反映出中国民航践行“安全第一、旅客至上”服务宗旨坚决性。
　　青岛电台制作的系列报道《那一刻，我们血脉相连……》，更是体现平民情怀的代表。它向人们娓娓道来青岛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一名普通护士——谢振华的事迹。“今天，她带着一个‘爱心’的故事踏上了列车，远赴千里之外的北京，她要用自己健康、充满力量的造血干细胞去挽救一位身患白血病的、素不相识的小伙子。”随着报道的延续，谢振华的事迹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在她回家那天，岛城市民自发组织起几万人的欢迎队伍……
　　将平民情怀升华到大情大义、用平民语言构筑情感故事的经典之作，当属山东电台、枣庄电台联合采制的专题报道《爱心编织的谎言》。节目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现代版“卧冰求鲤”的故事：山东薛城一位65岁的母亲身患*毒症，已至晚期，大儿子田世国决定捐*救母，从而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田世国的想法被母亲听到后，坚辞不允：“你想给妈换*呀？我说你要给我换*，我就跳楼，跳楼自杀，再大的痛苦我自己受。”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田世国小心翼翼地编了三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我就骗我妈，说刚才医院来电话了，说有三个符合你的*源。我说这个*源是国家保密的，不允许问的。”从而把母亲“骗”到上海中山医院。手术前怕母亲因见不到儿子起疑心，身为律师的田世国又编了第二个谎言，说有个案子要他出庭辩护，明天一大早就动身，过几天再回来看你。手术成功后，腹部缠着厚厚绷带行动不便的田世国看望母亲时，又编出第三个谎言。“我母亲知道我腰不好，我前两天告诉她说我不小心把腰扭了一下，不大舒服走路，休息两天可能会好。她以为是我腰的问题。一切骗她的目的就是让我妈在不知不觉中换了*，鼓励她活下去。”
　　在上海中山医院做过的数百例*脏手术中，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为子女捐献，而子女为父母捐献*脏，田世国是第一例。这一举动感动了周围无数的人，医生、护士、病友、亲人、邻居都自觉参与编织这个“谎言”。由于“保密措施”得当，老人一直不知道捐*者是自己的儿子，还以为是某个死者捐献的。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你说奇迹吧，眼看就要死的人了，这个生命一下子活过来了。你说这个心情用言语怎么表达法？我还得感谢那个给我捐*的这个（人），我说你活着干坏事、不干坏事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后对我做那么大的贡献。我说我感谢你呀！”
　　在中国的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孩子之间，相亲相爱，互帮互敬，荣辱与共，是维系和谐幸福的真谛。经历这一事件后，田世国的弟弟深有感触地说，真正家的意义，是母亲的存在；真正爱的价值，是无私的奉献与报答。这一平民语言构成的平民故事，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报道，全国各大媒体竞相转发，主人公也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公共新闻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能牵动大众的情感共鸣，不能吸引千百万群众的热情参与，那样的新闻将毫无传播意义。
　　五、向实现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回归
　　在公共新闻对于大众知情权、话语权给予极大尊重的同时，公民权利这一现代社会依法施政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社会生活的视野之中。以前官方垄断话语时期的非法执政事件，今天在媒体曝光之下几乎无处藏身。一些个别案件，如嘉禾强制拆迁、三门峡水库移民、陕北油田事件等等，国家权力的“越轨”已遭千夫所指，处于一片喊打之中。在这场法律争辩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起点，而国家权力的运用，正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二者并行不悖。
　　在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安徽电视台的评论《赛德夫公司倒闭的背后》极具建设性价值。评论以宿州市一家原本十分火红的民营企业迅速倒闭为线索，深入调查企业倒闭的内幕，揭出当地公安局、检察院少数人为谋私利，滥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非法办案、不但置企业经营于死地，给当事人和企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还严重破坏了当地招商引资环境，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公民的权利在哪里？公民在遇到权力部门极少数人滥用执法权时，该怎样保护自己？这一顶住重重压力独家报道的节目，为新闻界作出了表率，它揭露了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从公共新闻的运作方式来看，现有的媒体实践呈现下述特点：（1）媒体正在成为新闻的报道者、策动者、参与者和组织者；（2）新闻来源多元化，专家、名流、官方主导新闻来源的局面被突破，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得到重视；（3）民意的公共价值得到提升，民意上升为政府决策意志；（4）重视百姓投诉，使之成为传者与受者、政府与公众实现良性互动的润溶剂；（5）公共新闻将知情权、接近权、表达权“三权”同时还之大众，实现公民权利的回归；（6）对社会深层问题进行长期策划，持续关注，致力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7）媒体联动，最大限度地将弱势群体的呼声转换成强势话语。
　　公共新闻在我国的持续发展，可以不断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提高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可喜的是，我国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要求领导干部走向媒体，与群众近距离接触。青岛、兰州“一把手”上电视与百姓对话，衡阳建立了部门负责人定期上电视述廉的制度，温州市要求电视台对政府部门“一把手”在人代会上的报告进行现场直播，这不仅有利于打破政府施政神秘化的怪圈，使官员走近民间，也有利于强化对政府公权的监督。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为便于人民群众知情和监督，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2005年初，中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宣部随后下发了《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要求开展舆论监督要富于建设性，坚持科学态度，要依法进行。年中，浙江省出台《舆论监督制度实施办法》，鼓励新闻机构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明确禁止各单位部门以任何形式干扰舆论监督工作。这一《办法》实际上是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形式落实到新闻机构。
　　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不具备处理纠纷、裁决矛盾的能力，只有把合理的怀疑权交给媒体，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知情权，维护宪法的严肃性。深圳市人大2004年批准实施《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对新闻舆论监督作出明确规定，创造性地提出“记者有怀疑权”这一概念。条文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怀疑权是媒体在《宪法》框架下享有的对国家公职人员或社会名流的行为进行不信任表达的权利，其实质是一种监督权。从本质上说，制度存在的逻辑中预设了对权力的不信任，任何公职行为只有经得起“怀疑”的证伪，才能验证其阳光承诺的有效性，而拥有职业敏感和技术优势的记者则是行使怀疑权的重要力量。可见，怀疑权既是现有监督机制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它使针对官员腐败的监督更具震慑力。
　　2005年10月8日，北京市政府通过其官方网站正式发文，要求国家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政府部门要指定专人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主要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以及群众通过主要媒体反映的有关公共安全、涉及群众利益及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本部门负责人报告，责成有关方面迅速调查、核实、处理，并将情况报告市政府督察室。对处理不积极、不及时的部门通报批评。
　　公共新闻以倡导“公共利益”为最高原则，“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也正是新时期党和政府追求的工作宗旨。应该承认，现实已经为公共新闻在我国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媒体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公共新闻理念可以统领所有报道，除了新闻的自身价值以外，还应考虑公众对事件的理解能力、事件内部的非理性因素、事件解决的可能性以及媒体对诱发舆论的控制力等等。对于那些敏感的、暂时无法解决的、涉及隐私和道德底限的不宜宣扬；同时，大量的时政报道、经济报道、科技报道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实际上，像《总书记来到咱喜顺沟》（河北电台）、《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牛玉儒》（内蒙古电台、电视台）、《好工人许振超》（中央电台）、《从积极到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何方？》（中央电台）、《2004年黄河调水调沙特别报道》（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刘翔夺冠 创造历史》（中央电台、电视台）、《雅典奥运火炬  北京激情传递》（北京电台、电视台）等主流价值的新闻，在今年的获奖作品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十分抢眼。主流新闻与公共新闻互为补充，交相辉映，成为当前新闻改革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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