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本世纪之后，对于我国的城市电视台来说，无论是来自境外的媒体挑战，以及境内传统媒体、卫星电视、互联网络、楼宇电视、手机电视、IPTV、流媒体等竞争，还是来自内部的集团化、产业化、频道专业化、整合重组、制播分离、体制、机制、定岗、竞岗等改革，都在使城市电视媒体的生态与发展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十一世纪又是一个环保的新世纪。在大的环保概念下，城市电视台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资源开发和利用等生态问题，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决定着电视事业的发展。生态是生存之基，在媒体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正确审视城市电视台的生存状态，认真总结数十年来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已经不容迟缓。

 

一、城市电视台发展回顾

按照我国广电系统的习惯划分，城市电视台系指4个直辖市（它们属于省级台的范畴）之外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和地市级城市中由政府建制的专业电视台（媒体），目前约有300多家。

我国的城市电视台，成立于七十年代之初的较少，仅大连台和青岛台。当电视在上世纪后期成为媒体的宠儿后，“四级办电视”的热潮开始形成。在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的会员台中，多数省会电视台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期，如沈阳台、南京台等；而绝大多数地市级电视台则成立于八十年代后期。

九十年代之前的城市电视台，基本上是一台一个电视频道的格局。那时的城市电视台，工作人员较少，自办节目寥寥，经济创收不多，受众对节目的选择有限，媒体竞争相对和缓。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媒体的影响增大，各地政府加大了对电视的支持与投入，各城市电视媒体开始裂变扩张，城市电视频道快速激增。加之央视、省级台50多个上星台的出现，电视节目逐渐丰富，经营创收不断攀升，一座城市收视二三十个电视频道已很普遍，观众选择余地加大，电视竞争也就日趋激烈起来。

跨入二十一世纪，城市电视台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整体实力也越来越强。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电视媒体竞争更加激烈，广电系统集团化、产业化、频道专业化、有线数字电视等一个个改革也接连在城市电视台中推开。

回顾城市电视台20多年来的历程，正是为了历史地、客观辩证地认识城市电视台乃至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应该肯定地说：我国城市电视台的发展速度是快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国情的，各城市电视台在满足本土人民文化需求中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否定的。

 

二、城市电视台生态状况

生态状况包括的范围很广，各地城市电视台微观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这里，笔者只从目前对城市电视台发展最具宏观影响的三个方面去论述：

（一）不平衡的发展现状

 1、行政划分产生的不平衡

中国的中央、省、城市、县——“四级办台”，实际上就是依行政级别的不同而划分的。

央视办台最早，始于1958年；省级台大多成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台和县级台则成立于七八十年代。

就级别与数量的组成而言，中国的电视媒体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央视独一家，二十多个频道，高高耸立于塔的顶端；约四十个省级台在塔的中间，近400个频道；而300多家城市台和千余家县级台（局）的2000多个频道则在金字塔的底端。

在我国，不同层级的行政赋予所对应的电视媒体的资源优势是不同的。其中，政策的支持优势是最大的资源优势。

由此便导致全国电视台之间因层级的不同而强弱分明。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大家都想分得一块理想的蛋糕。有的无忧虑，有的求发展，有的则要维持生计。

2、地域性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自然不会均衡。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远快于西部，甚至用“腾飞”二字来形容也不算过分。据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703美元，部分城市地区超过3000美元。从2005年全国各城市GDP排名来看，最高的是上海市，城市GDP为9144亿元；广州排名第三，城市GDP为5116亿元；而排名314的西藏阿里（还不是地市级城市中排名最后的），城市GDP却只有6亿元，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可谓存在千百倍的差距。

我国城市电视台在发展中，其地域的分布特征则为：沿海好于内陆，东部好于西部。由此而衍生的人才“孔雀东南飞”、资源受限、机遇错失、效率降低等客观矛盾，使得西部要在短期内赶超东部沿海地区就不现实。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办电视不比办广播或报纸，它是要花许多钱的。东部的一些模式、做法和改革经验也不见得完全适合在西部推广。某些耗资巨大的工程就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办法，比如有线数字电视的推进速度，总局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就给予了不同的延期照顾。否则，许多有关发展的问题就必须有中央（总局）的优惠政策、经济支持、物质扶助或借助于其他的外援。

（二）管理体制状况

1、广电系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些现象的本质，不能从该现象本身去寻找解释，而必须从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过程和实践活动中去探索。

我国广电系统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由来已久。作为地方台，媒体专业方面的“事”由广电（部）总局实施条条管理，而媒体的人事使用、分配与财务、资产和设施（即“人财物”）则由当地政府实施块块管理。尽管近年来广电系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体制性改革，但目前仍然属于“条块管理”的体制，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这种双重管理的体制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产生的。它对地方电视媒体有利的方面，在于可以发挥广电总局和地方的各自优势，充分配置好有限的资源，并调动起地方政府和广电总局两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我国的电视事业得以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的“四级办台”、“村村通”、“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等重大举措与工程，乃至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大国”，无不得益于这种条块双重管理的体制。

然而，这种双重管理的体制也为城市电视台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媒体业务的开展与经营带来一些矛盾。比如：城市电视台作为新闻媒体，却因为吃得是地方财政的饭，就难以对本地政府实施深度的舆论监督；而广电总局的某些重大举措与要求，当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就迟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落实。

事实上，在我国，电视台属于国有资产，政府既是资产的所有者，又是城市电视台“人财物”当然的行政管理者。故对城市电视媒体而言，当地地方政府的干预和掌控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更拥有一只强有力的“行政之手”。

既要遵守媒体共同的发展规律与运行规则，又要服从地方行政的操控，城市电视媒体正是处于这种双重管理的生态环境之中。

2、集团化形成的多种管理体制

在上个世纪，我国的城市电视台基本属于地方政府辖属的事业单位，沿用的管理形式也是事业单位性质的管理。进入新世纪之后，城市电视台接受来自条条的管理比重明显加大，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集团化的改革。

集团化是西方企业市场化的产物，它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兼并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垄断程度，减少竞争。从经济学角度讲，依照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通过市场配置的手段进入产业化的一个高级发展形态——集团化形态，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

然而，我国广电系统的集团化受到体制的限制，这一发展完成的并不充分也并不理想。

我国的媒体集团化与西方世界不同，西方国家是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兼并、收购是其扩大规模的主要手段，我国则是以行政配置为主导，“行政之手”明显强于“市场之手”，故我国的媒体集团化都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媒体集团的整合并未真正做到“以资产为纽带”和“以市场为导向”，不过是依靠行政的手段实施的事业单位的简单合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其生态，最终只是翻牌公司而已。其制度的局限性则造成了区域市场的自然垄断，使电视传媒失去了竞争的内在活力，并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因而存在许多发展障碍和隐患。

轰轰烈烈的集团化改革，从2000年11月7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起（作为试点单位的地市级中的无锡广电集团还要早一些），前前后后搞了五六年，最终以2005年6月最高层面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广电媒体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解体而告停。

对于这一大规模的改革，笔者不敢妄评，但业内人士反响强烈。媒介研究专家时统宇早在2003年即著文阐明：“世界上没有行政集团，只有企业集团……集团的行政化不是改革，而是倒退甚至是一个悲剧。”（时统宇《科学地认识中国广播电视的做大做强》）

问题在于，我国的城市电视台自集团化改革运动以来，各地的整合重组与改革调整就从未间断，且周期趋短，形态不一，似乎是有些躁动中的无所适从。从每年全国性广电会议代表名片的变脸中就可看出：有的称“董事长”，有的叫“总经理”，有的呼“总监”（或说作“频道长”，自我谦言乃曰“贫道……”），有追赶时尚者则标注为“CEO”……而原先台长的称谓则在逐年减少。于是有的与会人员不免惊呼：“台长哪儿去了？”毕竟，即使是上行下效，央视还是有台长的嘛！

由此产生的管理体制也各式各样，主要为：

文广集团（大文化的概念）类，如杭州；

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类，如天津；

广播电视集团类，如南京；

广播电视总台类，如苏州；

广播电视台类，如海口；

电视台（独立建制）类，如沈阳；

局台合一类，如青岛……

系统学的研究表明：子系统的多形态、多路径，并不一定提高效率，反而容易使宏观控制不畅、交互性能降低并引起整体系统的紊乱。

然而，当前我国的城市电视台依然处于这种管理体制的多样性、多重性的生态环境之中。

（三）自身实力发展状况

1、相对弱势的广告收入与雄厚的地方资源潜力

我国电视媒体的经营创收，现在仍然是以电视广告为主。2005年全国电视广告总收入为350亿元，其中，央视占三分之一强，省级台占三分之一，而其余城市电视台则只占三分之一弱。因此，就广告竞争中的创收数额而言，城市电视台的确可说是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

然而，有些统计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问题的实质。仅仅以广告收入数字分析得出的表面弱势结果，并不能断定城市电视台整体经济实力也是落后的。我们不妨通过以下分析去认识。

1）央视与省级台都是上星台，应该看到，它们有传播覆盖面广、占有广告市场份额高的相对优势，但同时也有运行投入多和内部人员消耗高的成本劣势。如：上星维护费、节目落地费可不是个小数字；节目投入、员工薪酬同样也不是低成本就可以玩转的。

2）城市电视台目前除深圳和厦门外，其余靠的都是地面传播，覆盖面虽说小了些，但收益率却并不低，它们的运行投入和人员消耗也相对低得多。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电视台的传播运行，目前投入成本基本上都是属于较低的。

3）从目前广电系统的有线数字传输网络的构成布局来看，那关键的“最后几公里”是属于地方资金投入的，上级台的有些栏（节）目可以凭借指令强行进入地方城市，但多数频道和非本省的省级频道节目则并不能畅通，除非另外付资融通。这叫遵循市场规则，不是简单命令或整合就能解决的。

4）另外，央视多数上星频道和省级上星台的节目落地，需要参加落地城市有线电视频道的竞标。即便是地处同城的省级台，城市电视台照样可以由此收得一笔钱，如沈阳。二者之间这广告收入之外的一出一进，不是又改变了实际创收的差距了吗？

5）根据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的数字，中国目前约有3000个以上的电视频道，城市（地市级以上）电视台有300多家，拥有电视频道近2000个，所直接传播的对象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条件均优的城市受众；而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就占了全国的63%。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电视台拥有着雄厚的媒体发展所必需的频道、受众和来自地方经济支撑的基础资本。

这样综合比较起来，央视与省级台真正的经营收益率未必就高，而城市电视台广告数字额度的暂弱则未必就等同其综合实力的趋弱。况且，即使一些城市电视台创收暂时落后，难道就能肯定它的整体发展总会永远落后吗？

从电视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即使是广告创收，不少城市电视台的进步与优势也是明显的。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几个省的城市电视台，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这6个省的城市电视台，其电视广告总量，近年来便已经超过或逼平本省省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总量。其他中部和西部的城市电视台，尽管实力参差不齐，但整体来看，中国的城市电视台处于发展之中，是很具有潜力的电视媒体。

2、不可取代的地缘优势

在西方国家，并不存在依据行政区域而划分的省级电视台，甚至没有国家电视台，但却拥有大量的城市电视台。西方国家的电视媒体是属于企业性质的，这与中国的国情有所不同。我国的电视台虽然经过一系列改革，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性质的管理，但“中国的媒体永远要受党的领导，永远是国有资产……”（时统宇《科学地认识中国广播电视的做大做强》）的前提，决定了中国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

有媒介理论人士分析认为：“境外电视媒体来势凶猛。据了解，香港凤凰卫视仅在国内三星以上宾馆落地，一年拿走了上十亿的广告费，星空卫视落地广州后的几个月时间，收视市场份额就达到１．６％，成为当地市场的亚军，之后每个月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业内人士认为，一旦境外电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电视媒体唯一可守的资源就是新闻，唯一可用的策略就是本土化。事实上，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同样做得很棒，对于境外媒体来说，一旦拥有资本的优势就会有优秀的本土人才，从而实现自身的本土化。”

笔者从广州电视台同仁处了解到，上述分析不仅数据不准，而且言过其实。

在此问题上，许多长期实践于电视管理与经营工作一线的同仁们认为：竞争的压力的确存在，确实不可掉以轻心；但外来媒体在我国内地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仅凭其所谓的“资本优势”而真正“实现自身的本土化”。道理是：我国城市电视台是受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的，城市电视台所拥有的本土地位是不容颠覆的，城市电视台所拥有地缘优势也并非轻易就会被削弱的；在决定媒体地位、舆论导向和利益分配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绝不会放任不管、听之任之的，他们也不能容忍境外媒体凌驾于自己之上去说三道四、去恣肆发展，他们会不失时机地伸出自己强有力的“行政之手”来作为。当“行政之手”与境外媒体依赖的所谓“无形的‘市场之手’”掰腕角力时，最终优势者也就不言自明。这好比：外来的孙猴子神通再大，在西天佛土也跳不出**的掌心。这一特有的中国国情，也正是许多城市电视台即使很弱却也“弱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地缘优势同样也是资本，而且是难以用数字来准确量化统计的强大资本；境外媒体在权衡资本优势孰优孰劣之时，恰恰没有真正认识到不可取代的城市电视台地缘优势及其所蕴含的资本的强大性。

因此，城市电视台大可不必信心低落、妄自菲薄。充分挖掘本土资源潜力，以独特的视角展示本土的历史、文化、生态之美，把地域文化元素溶入频道之中，以“本土化”、“地方牌”为特色去谋发展，城市电视台在媒体竞争中未必不能获胜。

城市电视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者。位于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兰州电视台台长何涛即认为：城市电视台作为区域性媒体，只能在小的行政区域内传播，因其覆盖范围小，相对应的市场空间有限，不宜作分众传播，不宜办专业频道，只能面向本土观众，充分发挥好自身的地缘优势去办台。

何涛将城市电视台的办台定位明确为——“社区电视”，并以“地缘优势”这一无形的资本投入传媒市场竞争。近年来兰州台发展状况超过本省省台的成功实践，则大大鼓舞了众多城市电视台的发展信心。如今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中的多数会员台，也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把自己的电视节目打造成了当地收视排行的翘楚。

3、城市电视台跨地域间的横向联合

多年来的传媒竞争中，各城市电视台在看到自身单体弱小的同时，早已产生了横向联合的愿望，以期获得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城市电视台1990年成立新闻委员会后，次年即开始了电视节目交换，开始的第一年只有14家电视台，交换节目只有2000多条。但一年之后，便引起了众多城市电视台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参加交换的台和交换的节目数量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交换的手段也不断改善，目前已增加到包括4个直辖市在内的80多家城市电视台。

截至2005年，全年交换使用新闻已超过20000条，这个数字，比之最初为10倍，比之2001年前也为1倍，即5年间每年以20%的增量在提升。

城市电视台最初的交换节目只是以磁带邮寄快递，后来发展到用电脑联网取稿、卫星传送节目信号。从2005年起，则建立起了新闻节目网络交换平台。 现在已实现卫星、微波、网络并举的节目传输。节目交换速度则由最初的每月一次，到每周有五天可以收到《城市新闻专辑》，再到今天的随时双向对传新闻节目，每天向全国各城市电视台传送电视节目数量平均超过40条。

从2000年开始，广州台、成都台、太原台、南京台、青岛台等十余家城市电视台合作，联合每周推出《中国城市报道》在各台播出。2004年后，《中国城市报道》进一步改版，目前，城市电视台通过横向联合，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品牌栏目和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对外宣传的拳头产品。

而其他形式的横向联合，城市电视台也在积极探索。小到异地采访的相互支持、异地信息与资料的相互提供和援助；大到重大宣传任务联合策划、采访报道与制作播出。如：南京台为主倡导的城运会联合采访报道，由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和兰州台联合发起的《丝绸古道行》异地大型采访活动等。其中，2005年的《丝绸古道行》异地大型采访活动，就有20多家电视台参与，制作播出节目114集。其影响效果之好，诚如兰州市委宣传部长所言：“用40多万元的投入，收到了在央视打上千万元广告起不到的效果。”

从各自为战到横向联合，城市电视台一直在努力改善着往昔那种一盘散沙的生态。今天已渐成气候的跨地域横向联合，无疑对城市电视台之间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合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降低创作成本、丰富荧屏、资源与成果共享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项工作还远远不够，很多的可利用资源仍在闲置，许多的合作还流于较浅层次，更多的课题尚需深入研究与开发。

 

三、城市电视台生态忧患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今天，城市电视台尽管有自身的优势并曾取得过一些成果，但面临的竞争与挑战也越来越大。发展不能停止，作为电视生态的忧患意识，即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台，无论在当前还是未来，也都不该或缺。

事实上，我们的生态并不理想。舆论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竭泽而渔透支未来的的投机行径、功利至上唯利是图的浮躁妄为、以邻为壑唯我独尊的私欲放大、甚至贪污贿赂腐败堕落的犯罪现象等等并不鲜见。因此，在如何审视我们生态的问题上，笔者呼吁，大家都应当睁大眼睛去看，开动脑筋去想：我们还有多少绿色资源？我们还有多少地域优势？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劲？

近年来，我们城市电视台中许多敬业的台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审视检讨与治理。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生态，持续发展！

笔者撰写此文之前，怀着对他们高尚精神的敬佩和对我国城市电视现今生态的敬畏，多次与相关同仁沟通，多处查阅核实相关资料，在经过梳理和归纳之后，概括城市电视台当前发展中“非稳定性、非绿色性、非可持续性”的三大生态忧患如下：

（一）非稳定性忧患

1、“官本位”意识为主宰，“轻业务”状况很普遍，“以人为本”之核心的“四个尊重”（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得不到真正体现，众人齐挤“行政职务”这一座独木桥，专业职称、专业技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人心不稳，优秀人才难以久留。

2、体制改革、机制改革、频道栏目改版、人员竞岗等内部改革与调整周期过频，平稳时间过短，不利于生态休养、恢复元气和稳定发展。

3、单位中分配不公，个人收入差别过大，“向钱看，讲报酬”风气过盛，影响了多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心。

（二）非绿色性忧患

1、尊崇“收视率第一”和“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理论，甚至为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导致重复投入、资源浪费、栏（节）目质量下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

2、广告大战中不讲原则，相互放水压价、互挖墙角甚至无视政纪法规，无序的竞争增加了内耗，破坏了公平规则，扰乱了整个市场秩序。

3、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媚俗节目泛滥，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

（三）非可持续性忧患

1、有些人视制度创新为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用人制度中隐存着严重的“只能上，不能下”的现实，单位考核只注重单体的、短期的责任目标，而没有综合的、长远的战略规划与要求。

2、 “只知采新果，不愿留种子”，只注重新员工补充与老职工早早“内退”，不考虑业务骨干保留，造成电视工作人员就职周期日趋缩短和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3、“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吃草”，只强调员工完成当前任务，不考虑员工政治觉悟的“充电”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导致单位人员思想涣散，创新能力和专业素质不断下降。

 

四、几项参考数据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深刻内涵，是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要发展，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城市电视台中的一些台长和仁人志士，在自己长期的实践与考证中得出了一些有益的数据，笔者经归纳整理，在此提供给大家参考并作进一步的实践验证。

（一）一个城市电视台有多少人员为宜

1/10000的比率

原宁波电视台台长陈洪勋同志在9年前曾撰文论称：一个电视台的总人数为所在城市人口的1/10000时是大体适宜的。

减员降耗的道理大家都懂，控制员工的数量的确也是提高单位效益的方略之一。 1/10000的比率，就是一个经过城市电视台多年改革实践验证的匹配值（即：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其电视台人员为一千人为宜）。当前，几个综合实力一流的城市电视台，如广州、沈阳、宁波等台，基本上都略低于1：10000的比率。但数量的控制也应有度，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二）一个城市台自办多少电视频道为宜

一个城市电视台自办多少电视频道为宜？在前几年的理论研讨会上，曾有人提出：一个城市电视台只精办一至二个电视频道也就足够了。

这一结论显然太笼统。电视频道设置的总数量，应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电视媒体的传播实力密切相关。尽管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然其电视媒体的传播实力与电视频道的设置却是成正比的。而最能说明城市电视台传播实力的数据，是本地有线电视的入户数。

在当前，要自办一个电视频道，其有线电视入户这一基本受众支撑数不应低于30万户；少于30万户，多数地区的经济支持力则明显不足；至于***视的用户，如今因面临多家竞争，且难以为城市电视台独家操控和统计，故可忽略；同时，每个城市台的频道基数不应少于1。正是考虑到以上多种因素，所以可参考以下公式来计算：

一个城市电视台自办电视频道的总量=1（城市台频道基数）+城市有线电视入户数/30万户（四舍五入，取整数位）

例：青岛电视台自办电视频道的总量=1+120万户/30万户=1+4=5个

（三）频道人均节目生产率的基本要求

电视台的人均节目生产率应大于1分钟/天

去年，笔者曾对全国24家城市电视台的综合实力作过调查，其中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电视台人均节目生产率小于1（即人均节目产出率小于1分钟/天），而效益好的城市电视台则大于1，如：广州台为1.94，深圳台为1.53，西湖明珠频道为1.62，沈阳台为1.40，南京台为1.20，大连、宁波、福州、甚至西部的贵阳、昆明、乌鲁木齐等10余家城市电视台的人均节目生产率也均大于1。根据效率优先的法则，再考虑到开展业务的具体单位——频道，则只有努力实现人均节目生产率大于1分钟/天，才能较好的体现出高效率。而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电视频道，还应进一步有所提升，杭州的西湖明珠频道可作为学习赶超的榜样，即：发达地区电视频道的人均节目生产率应≥1.6分钟/天。

 

中广协会副会长张振华同志曾指出：城市电视台在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中是“半壁江山”。城市电视台比之央视和省级台毕竟还年轻，所谓发展正未有穷期。我们在走过20多年历程后的今天，正确的审视自己的生态，正是为了不再重蹈 “先发展、后治理”的覆辙。同时，只要我们坚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就一定能使我们的电视事业得以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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