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在青岛从事广播新闻事业四十多年的生涯而言，亲身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广播新闻改革算起来约有二十六七年，也就是说，我的广播生涯中有近三分之二的经历是在新闻改革中渡过的。近来，回顾过去，对照现在，感慨颇多，便以《青岛广播初期新闻改革记忆碎片》为题把自己这段参与广播改革经历中尚能回忆起来几件事的点点滴滴以及当时和现在自己的感慨记录下来，它们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带有个人色彩的记录，不是历史的全面、系统的记录，但却也可以录以备考吧。

 

这里是继上篇的第二篇，上篇有“广播新闻该怎么办”，“由广播新闻突出快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关于扇形辐射和吸收的新闻传播模式”三个章节组成，在这第二篇则有“‘窄播’、专业台和系列台”，“创收和成本核算”，“难以忘却的二件事”三个章节组成。如果我的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我将再写第三篇,主要想谈谈“新闻娱乐化”思潮对青岛广播电视的影响。

 

“窄播”、专业台和系列台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台正式开播，拉开了全国广播又一轮的改革的序幕，而这一轮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深远的改革！

而等青岛赶上这一波改革浪潮，却已经是六年后了，即１９９２年青岛经济台开播。而这个时候，其他走在前面的城市台已经开始办新闻、音乐台、儿童台等等，走上开办系列台的路子了。

不管怎样，青岛经济台的开播是青岛广播改革的一大成就！记得当时全市听众为之而振奋不巳！这是继当年《快讯》节目开播之后又一次掀起了收听广播的热潮，而且这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尤其是它提出了“以经济宣传为骨架，以新闻报道为龙头，最大可能地给听众提供服务，最大可能地给听众提供娱乐。”的办台方针，再加上她采用直播活排的主持人板块性的节目结构和开通热线电话，与听众直接交流，这种新颖的播出模式使我们广播一改过去以“媒体本位”的办台思路转变为以“听众本位”的办台思路，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不过，事实上当时个别决定政策的同志并没有完全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他把开办青岛经济台仅仅当成个别的事情来认识而去做的，并没有从青岛广播改革发展的全盘格局来考虑运筹这件事。

何以见得？

我记忆犹新。当时筹备开办经济台时，分管广播的一位负责人召集中层干部开会研究论证经济台开播事宜。会上，在论证经济台方案快结束时，我发了一个言，在肯定经济办台方案的前提下，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开办经济台是大势所趋，我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不过从全国的经验来看，广播自开办经济台后，广播的普及率明显增长，但是有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严重关注，即：广播的普及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广播节目的普遍接受性。恰恰相反，广播的普及使得广播的受众对广播节目的要求和口味越来越不同，由此导致广播节目的普遍接受性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广播的受众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整体，而是分解为各部分具有不同收听兴趣与要求的广播节目的消费者。同时，广播也很难用某种单一的形式来容纳各种各样的内容。

    　因此，我的结论是：广播不再是“广”播，而成了“窄播”。

也因此，许多城市台把一个人民台分割成几个专业台,形成系列台，以适应不同听众的需要。于是，办好专业台和各类节目，办出自己的特色，使之具有鲜明的强烈的个性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精心设计与创作的事情。

 为此，我建议，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青岛的系列台，首先应该使经济台逐渐成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台，同时（越快越好）我们应该开办新闻台，然后再考虑开办文艺台等等其他专业台。

我的发言还没有结束，那位领导同志就打断我的话，厉声喝道：“谁跟你说我们要开办系列台！”接着就宣布散会。

对此我觉得这位领导缺乏广播全面改革的思路。当晚我就把会议情况以及我的主要想法用书信的形式向当时的局主要领导汇报。并在以后的半年多里，又先后撰写了《加快地方广播事业改革，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系列台专业特色的思考》二篇论文来阐述我的观点，并在以后二年里，又根据青岛广播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先后撰写了《“窄播”*专业台*新的挑战》和《２１世纪地方广播新闻性节目构想》等论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这是后话。

经济台改革过了一年后，到１９９３年年初，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了改革，然而仅仅是微观改革，是以按时段（分早、午、晚）设部门办节目（后来证明这样做并不科学，不能成体系），同时对新闻类节目进行了改革，也采用直播活排主持人节目和开通电话热线，与听众交流。但是，这个节目的做法跟经济台不完全相同的（经济台当时主要是热线点播歌曲的直播节目），我们则是对新闻类的节目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一是新闻节目全都直播（当时由于人民台人员素质比经济台略高，经验丰富，所以播出质量比较好），特别是早间时段的节目，除了开办直播主持人节目《大众传呼》（记者和听众可以直接通过热线在节目里报道新闻，主持人还可以即兴发表评论），更重要的是开办了一个舆论监督性的节目《社会监督台》，它开了监督性的意见和批评意见可以在青岛广播中直接播出的先河（详情请参阅本人撰写的《早期广播热线节目的探索》。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那就是１９９４年春节的初一、初二、初三的三天里，在早间时段里用近四个小时办了三个体现“大广播”意识的特别节目，全都是热线直播。

当时我作为部门的负责人，为了培养主持人和记者的素质以及提高组织调度节目的能力，在确定了三天节目的内容和主题、形式和格调等有关节目的策划后，就放手让大家开动脑筋自己去设计和组织节目，并试行了“主持人中心制”办节目。当时把初一、初二的节目交给主持人魏晓霞（她是《社会监督台》的主持人）担纲组织，初三的节目交给主持人施夏担纲组织，并给他们一定的经费自主权，由他们去安排组织，但一切又都在我们部门领导的控制之中。

初一节目的主题是“大拜年”，其中有我们记者从本市各个角落和从北京、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发来的现场报道，又有本市听众热线报告自己身边的节目盛事，当时正在慰问坚持节目生产职工现场的市委书记俞正声也通过移动电话与直播室的嘉宾互致节日的问候并向全市市民拜年等，生动活泼的节目充满了节日喜庆的色彩。

初二节目的主题是“访亲友”。这天的节目很精彩。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体现“大广播”的态势，结果这个想法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实现了。这天的节目是由我们与市侨联、市侨办联合举办的。我们在直播室里请来的嘉宾是留在青岛过年的侨胞和侨眷以及青岛侨联中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同时又有来自美国纽约、泰国曼谷、马来西亚、日本东京的侨胞以及香港的同胞打进直播室的国际长途热线电话，他们亲友之间在空中互致节目的问候，介绍各自过节的情况，并表达了向往祖国繁荣昌盛以及要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青岛的发展多做贡献的愿望和打算。整组节目充满了浓郁的亲情和爱国的热情。

初三节目的主题是“回娘家”，节目既反映了为青岛经济发展和保卫青岛做出贡献的驻青岛部队指战员坚守岗位的事迹和外地在青打工族在青岛坚持生产的心情，又报道了长年在外地工作过节回青的“在外地的青岛人”对家乡的感受，等等。

这三天的节目虽然把全体同仁累得喘不过气来，但大家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现在做了，而且做成功了，都有一种成就感。

后来得到的反映是，听众评价很好，参与热烈；专家评价更高，其中尤其是一辈子从事广播工作的、退休的原青岛市广播电视局局长薛开勋最为典型，他说，“这样的节目在青岛台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办，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深刻，艺术质量很高，主持风格活泼机敏，节目调度流畅。这是广播改革的硕果和方向。”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三天的节目从节目本身到节目的组织、调度、经营等方面都具有创造性，是一种创新。用这样的精神办广播，节目才能有生成能力和发展后劲。

不过，这段时间的改革虽然有辉煌但也曝露出了严峻的问题，问题就是人民台这种综合台的格局不能适应听众的多元需求。从“听众本位”的角度，青岛台的出路只有办系列台。

到１９９５年，在新一轮改革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终于开办了新闻台、经济台、文艺台，几年以后又开办了交通台和音乐体育台。尽管这与全国相比要晚八九年，尽管这些系列台中的专业特色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还不是那么突出和鲜明，有待完善，但终究还是实现了系列台的格局，适应了时代的进程。当然对我而言，则是理想终于成了现实。

不过，当时改革方案规定各系列台的新闻节目都由新闻综合台的新闻中心统一来办，我觉得这样就有点过于绝对化了。所以当时在论证新闻台的这个方案时，当姜作杰局长要我（我已经调任局总编室工作）谈看法，我谈了两个问题，建议他们予以重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各专业台的新闻节目都有新闻中心统一完成，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如何确保专业台新闻节目的特色，否则很可能各个台的新闻节目成了一张面孔。这样就没有专业台的特征了，是会丢失听众的，收听率会下降的，专业台也就不成其为专业台，三年改革的成果弄不好就会丢失（另一个问题我将在下一个章节再详细交代）。可是，当时分管广播的一位台长助理立即发表了一通所谓新闻要“一律”要“统一”的看法，表明不同意我的建议。然而事实是，一年下来，经济台新闻节目的收听率下降，创收也掉了下来。直到１９９６年（或１９９７年）他们只好“恢复”由经济台自办新闻节目。不过，所不同的是经济台可以通过计算机新闻网络采纳新闻中心的时政新闻，而自己则采写体现自己专业台特色的新闻。经济台的新闻节目收听率又上去了，创收也跟着上升了，而节目人员则由原来近二十个人减少到只用六个人。

实践证明，广播新闻节目由一个中心采编播发这个思路基本是可以的，但具体操作则一定要在确保节目和专业台的特色基础上进行，否则还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经济台的操作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不是唯一，通过实践还会有更好的模式。

 

 创收和成本核算

 

打１９８０年开始，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就恢复广告播出（早在青岛解放初期，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就有广告，约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才逐渐停播的）。恢复广告业务后，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谁来经营和组织广告。开始有一个广告组，可是明显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后来就动员记者们在采访的同时组织广告（组织这个词是“文明”的，实际上是“拉”），并且谁拉的就给谁一定比例的提成（与其说“提成”，不如说“回扣”更准确，回扣的比例有百分之六，也有百分之十，相当高，很有诱惑力）。就是说，由记者编辑（后来是全体人员）拉来广告送广告组由广告组入账安排播出后，拉来广告的人就可以按比例得到回扣。开始还是随意的，也就是你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不拉。可是到九十年代前后，就演变成硬性分配任务了，就把由总台领导硬性确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完成的广告总额，然后这个部门又把这个总额分配给每个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如果完不成，有的部门就规定不发奖金，或者扣除部分奖金，有的部门就规定不报销车费（工作乘车）等等，各种招数五花八门。

对这样的做法，虽然谁都知道中宣部和广电部都有红头文件是不允许的，但是还是继续这样做，并且每年鞭打快牛，创收总额逐年加码。既然领导如此肆无忌惮，大家又觉得可以有提成（谁都不愿说是回扣，因为这个词似乎表明这样的做法不合法)有进账，口袋鼓起来了，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就造就了“全民”拉广告的态势。

可是，拉广告不是每个人都能拉回来的，这跟记者跑什么行业有关，比如文化科技行业就很少有能拉来广告的，编辑就没有记者那么有行业关系，所以拉广告很困难。特别是一些企业在做广告的同时会提出宣传它的要求，如果记者不答应，广告就要泡汤。如果记者答应，却得跟编辑协商去完成有关报道，当然这样做必须尽量做得让人看不出来是有偿新闻（但是内行人一听就知道其中的奥妙）。对此不少记者编辑提出反对意见，但有关人士却公开说，不这样做就要损失那么大一笔钱，谁负责？还说雷锋也要吃饭，不拉广告我们吃什么？．．．．．．一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顺利成章的。

在这期间，尽管不少同志提出新闻和广告应该是二支队伍，不能合而为一，并且分析其利弊。１９９２年我在以题为《加快地方广播事业改革，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文章中又一次论述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宣传和创收应该是两支队伍，只有这样，广播才会获得最佳综合效益。”并警告说，“宣传和创收的关系处理不好是要翻车的。”，指出首先是会产生有偿新闻，降低新闻质量，特别是容易腐蚀队伍，弄不好会养成说假话、办假事的良风气等等。但现实是依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种舆论，称仅仅有新闻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人不是好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有实业能力的专家，而这个“实业能力”又被曲解为有公关和有创收能力的人，于是在台内出现了一种倾向，凡拉广告多，创收大的人似乎就是“人才”，他们不仅收入大大增加，而且还是台内“红人”，处处被优惠，相反业务工作很出色，但由于广告拉得不多的，却还是“灰溜溜”的（其间就几位曾经在全国获新闻奖的记者就坚决要求调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鼓励队伍都去拉广告，出现“全民拉广告”的态势，队伍中人心浮躁，都在为拉广告而烦恼，而努力。

这里有一件事很有趣，当时一位刚来不久的大学生，她跑市政口，对拉广告很头痛。有一次正巧跟市委书记坐一辆车，在交谈中，说着说着说漏了嘴，把“全民”拉广告的事顺口说了出来，市委书记当场就追问，吓得她不敢再说什么了。事后她马上如实向领导汇报了。之后市委书记是否找局领导不得而知，如果找了又是如何问局长，局长又是怎样回音，就更不得而知了。后来这位记者因为不堪承受拉广告的痛苦，而自己要求调离了。

总而言之，这种现象持续至今已经二十多年。青岛台的创收成绩也是很大的，那几年局分管广播的那位领导常挂在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除中央台外创收始终居前十名中。广告收入每年平均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只是到２００４年才下降到只增长百分之七左右，就是这样，年创收额也达六千多万。工作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近几年不少记者编辑播音员都有钱买私家车和百平米以上的新房了！传说，当时那个分管广播的台长助理年收入就达二三十来万。

然而，近七八年来，广播同时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办了大量的卖药节目，各台齐上阵，都争先恐后地办卖药的节目（据说，每档节目一年四十万元）。据２００５年上半年粗略统计，仅新闻台全天就有二十档卖药的节目，每档按二十分钟计，共占用六点六小时，占全天播出时间（十九小时）的百分之三十五。至于其他台这类卖药的节目则多得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个笑话说，一位记者听说现任市长似乎在某个场合表扬了广播，于是在一次采访中，她故意向市长提问，对广播电台有什么要求，谁知市长开口就说，“哦，您就是那个天天卖药的电台的记者．．．．．．”还有听众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广播卖药：“如今打开收音机．．．．．．拧开几个频道，内容全是一套。A台正在看病，B台正在卖药。眼病专家演讲，心脑教授传道。病人电话咨询，患者家属挂号。电台成了医院，听众都是‘病号’。‘××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卖药……。”据了解，许多市民给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市政协写信，指责广播如此卖药！（这样的现象自２００６年后由于中央的制止而有所收敛。）

这样下去，真不知道听众还能忍耐多久呢？他们肯定将会流失，不断地流失！我们二十多年前就确定的一个改革的核心理念――由“媒体本位”转为“受众本位”，现在是否就这样丢失了吗？广播改革是否又一次迷失了方向？

对于这种广告泛滥的现象，有位正处级新闻业务干部说，这种“全民”拉广告，犹如一比，就像全国各地到处乱开小煤矿，不顾一切地乱挖，结果爆炸死人事故频频发生，而我们如此“全民”拉广告，相互挤拼，甚至相互不择手段抢广告，最终就跟乱挖煤矿一样会挖出一个“家破人亡”的大“事故”来！到时候看你如何收场！？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

当年，青岛广播搞的是“放水养鱼”的政策，可是由于财务管理没有跟上，漏洞太大太多，“风动，树动，人心动否？”肯定会有许多钱“莫明其妙”地流失和没有任何意义地用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终有点想明白了：我们虽说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实行独立核算，是自收自支，但却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章程。我们甚至连企业管理最基本的成本核算都没有，这怎么能管理好有那么多创收的单位呢？

这里就回到了本文《窄播、专业台和系列台》中提到的１９９５年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改革方案的论证会上，我的发言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建议建立节目成本核算。当时我说，广播电视要逐步按市场规律来运作，建议做好节目的成本核算这个基础工作，否则节目的投入和产出，创收指标的确定以及有关调整机构，精简人员等一切都无据可依，仅能凭经验做出决策，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我还说，节目的成本核算这个问题，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突出，不予解决，广播电视的经营就难以走向社会，就难以适应越来越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势必阻碍广播电视自身改革的进程。

当时，姜局长对成本核算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大家讨论也极为热烈。可是最后，也跟我提出各专业台新闻节目要有专业特色的问题一样都不了了之。为此，我在后来的一篇题为《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加快发展－－新世纪广播电视改革七点思考》文章中又进一步的阐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领导的重视。很可惜，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在青岛台都没有很完善地解决，而在这同时，全国许多城市台都已经实现了节目成本核算，为广播投入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又比其他台落后了五六年，弄不好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

不过，据了解，当年邹伟任局长时曾经要求财会部门做建立节目成本核算的计划，可是不久邹伟同志调中央了，这件事又被搁下了。近来听说又提出筹建成本核算的工作，也许这是个好趋势。

 

难以忘却的二件事

 

自１９８６年后，我担任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负责新闻节目编辑的工作中，起码二件事，对我来说至今难以忘却，现在记录下来，还是让后来者评说吧，作为一种经验教训，也许会有益于他们的工作。

第一件是１９８９年六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内发生了种种怪像。

当时，我是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负责新闻节目编辑的副主任。刚开始，我每天还能接到局总编辑有关处理稿件的指示，比如有关学生游行等稿件应该放在三条后面，所有这类稿件都必须由市委确定的领导审定（签字）。后来这位总编辑突然出差北京了，但他临行前，继续嘱咐我处理类似稿件要一是必须由市委领导签字，二是这类稿件只能放在三条以下。这个时候形势正处于很紧张的状态，游行队伍经常到局门口大呼大叫。当时，其他局领导给我感觉他们很兴奋活跃，他们的言论虽然不是很明朗，但字里行间给人感觉好像同情支持游行的行为。（事件结束后，在一次中层会议上，他们都作了检查，有的还声泪俱下，深刻检查）。

为了了解这场动乱的真实情况，当时我专门到市委门口去看了看。从游行的口号和标语中，特别是他们手提着收录机播放****有关北京动乱的报道，以此煽动群众。我感觉，游行者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发扬“五四”精神，因为他们口号中竟然提出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清官”等等，这最起码说明他们还希望有“清官”――这就不是“五四”精神，再加上他们是以****的报道为行动指导。

由此我深感不安，我觉得这不像“**”是路线出了问题，这次似乎是个政治上的问题了，它关系到对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态度问题了。我回来后，就召集编辑人员开会，明着说是开业务会，实际上是我从理论上谈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认清政治形势，宏观上正确把握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等等。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二个，一是拖住编辑人员不**参与学生活动，因为在市委门口我看见我们的一位编辑在那里又是鼓掌又是呼喊，我怕她们投入进去后不可自拔；二是不管他们爱不爱听我说的这些话，起码可以使他们真想做什么的时候，我的话能起点让他们“思考”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电视台有几位青年拿着支持游行的大字报到处征求签名，我拒绝了。后来，我知道，一位局领导、几位广播新闻部的领导以及还有一个党小组长和个别编辑记者也签了名。同时，又发生电视台的几名记者把声援游行的信送到了市委门口等等。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连几天记者都反映找不到审稿的市委领导没法审了。怎么办？局里也是乱糟糟的，可是我得复审定稿。我便一方面按照总编辑关于这类稿件坚决放在第三条以下的指示处理，谁说我也不动摇。另一方面我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和听中央台这类报道的口径，特别是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口径，并按照这些口径来处理把关我们的报道的提法，也就是说与中央领导讲话的口径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我审稿的标准都是有据可查的。后来，形势更趋紧张，游行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口号越来越剧烈出格，甚至喊出“打倒ＸＸＸ”等反动口号。这一天，一位时政记者送来一个游行的录音报道，他强调怎么也找不到审稿的市委领导，我看文字没有什么过头出格的，便让他复制去。但等制作好后，我去审听。一审听我觉得问题大了，报道一开头就是偏激的口号声，后面又是三位游行者的讲话录音，语言全都背离了中央领导讲话的口径。我说，这样的录音不能用。这位记者不服气，立即找来当时的一位局副总编。这位副总编听了后，问我怎么啦？我就按我想法说了，并说这样的报道跟“**”期间的差不多。他则说改一下可以用。为此，我提出要改，就得必须不要开头突出播放的口号声，最多只能压低混播；另外节目太长，三个人讲话多了，建议删除二个，我就把语言最出格的二个讲话删除，只留下的一个，而这一个也只留了他一句话，即“我们学生要爱国．．．．．．．”最后录音是通过了，可是到了节目组稿编辑的地方，记者和编辑都要求上头条，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要突出我们电台的立场，我说录音报道本身就很突出了，没有必要上头条。我又说，在这个录音报道前面的三条份量都比它重，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他们还想争取，我就说，如果按照你们意见处理，我就不签发，你们找签发的吧。他们没有办法了，结果就这样发了。谁想到第二天，形势发生大变，党中央明确表态了，北京发生的是“政治暴动”，等等。

在我处理这个录音报道的当天晚上，那位局副总编自己还处理了专题部记者的游行报道，并在第二天的专题节目播出了。原来那个录音先送专题部主任审，被拒绝，又找副主任也被拒绝，理由都是专题不播发这类稿件。晚上记者又找那位局副总编，竟然通过了，而且内容很出格。

事后，市委来审查我们当时的有关报道，觉得新闻节目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但他们还提出要追查专题播发的那篇报道，认为那篇报道影响极坏！可就是找不到了。理由是许多人都不清楚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只有二个人处理的，又是深夜，别人确实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形势大变，这篇报道大概只播发了一次就立即被撤了下来），再就是那盘磁带也找不到了，文字大概确实没有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写下这些，绝对没有追查谁的错误和责任的意思，我的想法是，这个过程本身就可以让后来人从中多少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吧。

在第二年，即１９９０年四月，我参加了广电部举办的中央广播电视高层理论研讨班，在这一个多月的学习研讨中，我结合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实际情况做了认真的思考，先后撰写了三篇论文，它们是１９９０年５月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当年在全国广播电视高层次理论研讨会上发表）和１９９１年３月的《九十年代地方台广播新闻改革设想》，还有一篇是写于１９９１年９月的《广播新闻宣传在反“和平演变”中的地位和作为》。这后二篇分别在《山东视听》上发表。

在《九十年代地方台广播新闻改革设想》一文中，我有这么一段文字：“新闻队伍的素质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过去的十年中，广播新闻队伍发展很快，经过年龄上的新陈代谢，队伍年轻化了，这批青年人有朝气，思想活跃，知识面宽，给新闻队伍带来了活力。但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新闻专业、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和毛**新闻思想的培训，对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知之甚少，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近年又受西方新闻学和国内自由化新闻言论的影响，思想往往偏激，自以为是，甚至有的‘洋货至上’，视‘喉舌论’、‘二为’方针是过时之说。因此，队伍的政治素质、新闻专业素质的提高理应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要下大力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高我们新闻队伍的马列毛**新闻理论的素质，熟悉我党新闻工作和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了解外国的新闻和民族文化的精华，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一支思想敏捷，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为了正确地继承和借鉴推动新闻改革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既是我们队伍建设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也是长期的不可放松的工作。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放松这项工作，什么时候队伍就出问题。不抓后患无穷。这可是百年大计啊！”

这段文字就是我对当时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队伍的写照和评估，希望能够引起领导的重视。但当时的局总编看了后，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法都写在文章中了，他就说，“这件事过去了就算过去了。” 我的理解，他说的“这件事”就是“六四”在台里发生的事。后来新局长接任后，专门向我要有关论文，我给了六篇，其中就有这篇文章，他都审定后刊登在当时的《局务通报》上。同时这篇文章也被省学会学刊《山东视听》主编改编为三篇论文，分三期刊用，成为一组系列论文。他们认为此文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件事是因报道青岛人大任免局级干部而引出来的插曲。

这件事具体发生的时间以及是哪一届人大我忘记了，但事情经过是由记者回来复述给我听后，我又亲身经历的，现在我没有全忘。记者回来复述是这样的：当时是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议程是听取四十三位局级干部述职，然后表决通过新的任命。先有市委组织部领导介绍各局级干部情况，介绍到一位局长的时候，说，ＸＸＸ同志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但由于他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对上级机关人员熟悉，接待经验丰富，所以这一届继续聘他担任。当时，一位市人大副委员长就问，根据中央的精神局级干部五十八岁就应该退下来，我当年做副市长就是这个年龄退下来的。你说，ＸＸＸ同志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丰富，那么他再做五年，经验肯定更丰富，再下一届是否更不应该退下来了，他还得继续做下去？组织部的领导没有话说了。最后表决，有三位局级干部（包括那位局长）没有通过。记者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说，四十三位局级干部述职，最后市人大通过了四十位，有三位没有通过。消息由当时市人大主任亲笔签字审定同意报道。

消息到我手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待播音员备好稿下去开始录音已经是五点半了，这个时候，我接了个市委组织部来的电话，说，市人大的消息不准报道。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不准发。我又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事实。我又问，市人大的表决合法吗？他说合法。我说，市人大主任已经在消息上签字审定同意报道，你不准报道，如果我听你的，市人大领导追查我为什么不报道，我无法回答。我建议他最好还是与市人大主任商议后再决定报道不报道。这位领导同志立即挂断电话，五分钟左右后他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并且由总编辑陪同，总编辑让我立即撤稿，我说播音员已经录音结束，还有七八分钟就是十八点正，《快讯》该播出了，撤稿恐怕来不及了。这时候另一位局副总编来了，坚决不同意撤稿，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候正巧播音员上来了，她说已经录音好了。总编辑立即让她把录音带拿上来，要把消息剪掉，我说，消息是头条，剪掉后磁带头太短了，没法上机播出了。最后双方协商只剪去消息中“有三位局级干部没有通过”这句话，其他保留。这样消息虽然通过了，但节目晚播出了一分多钟。可是奇怪的是第二天，青岛日报和大众日报全都全文照发，并没有删除市委组织部那位领导要求删除的那句话。其中的奥妙谁也搞不清楚。不过这件事后来成为青岛新闻界的一则笑话，甚至还有作者把它写进了小说里，当然都有点夸张了。

 

 

改革给我们青岛广播带来了春天和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应该回过头去，对这二十多年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历程作一番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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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２００５年６月，修改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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