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播放电视剧《铁肩担道义》，对我而言，别说看这部电视剧，就是一看到这句话，我就浮想联翩：它使我想起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时，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史的时候都有提到“铁肩担道义”这句名言，要求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以此言为座右铭，要不畏艰险困苦地为真理而战，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我还想起了三个历史人物，他们是杨继盛，李大钊和邵飘平。

铁肩担道义，原来是一联。原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它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名句。杨继盛一生为反强权，与贪赃枉法，出卖民族利益的奸臣严嵩斗争，把生死都置之度外，多次上疏弹劾严嵩，又多次被严嵩陷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以《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但严嵩假传圣旨，把杨继盛投入死囚牢，他受尽三年折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初一，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人处决，临刑前杨继盛在狱中的墙上留下了两句述志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我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十分推崇杨继盛的品德，早在1913年主编《晨报》副刊时，就在创刊号上选刊了“铁肩担道义”一句作为本期警语。也就是说，李大钊办新闻就是以此为座右铭的。

我们知道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只被当作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介绍到中国，而且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理解其中的科学精神实质，在介绍过程中很多被曲解。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李大钊，他的思想认识并未停留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阶段上，而是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从而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的思想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开始怀疑。在1916年写的《民彝与政治》中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可未测”。“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可见通过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李大钊已深感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那些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的知识分子重新考虑中国问题，促使李大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寻找新的根本的出路。李大钊很快正确地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本质，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和中国的光明前途。于是李大钊很快就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向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并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真理，同各种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惊悚，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斥之为过激主义加以镇压，到处逮捕屠杀进步人士。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梁启超、张东荪等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攻击十月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宣传中国应走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的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也大谈《多研究些间题，少谈些主义》，宣扬进行点滴改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此，李大钊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驳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正是李大钊的艰苦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促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走上革命道路;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使中国无产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李大钊则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联合绞杀了。

李大钊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博通群籍，深思好学，而且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1927年4月28日，在腥风血雨的北平，李大钊走向了反动军阀的绞刑架。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以其三十七年的短暂人生，坚持真理，宣传真理，为真理而战，他给我们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其一生实践了“铁肩担道义”，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品格和风范永远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典范。

学过中国新闻史的都知道邵飘平这位著名新闻人。1914年，邵飘平为《申报》采访和撰写特别通信，同时自己经营新闻编译社，几年下来萌发了自己办报的决心。因此，邵飘平辞去《申报》职务，联合友人办起了《京报》。京报创刊后，邵飘平亲任社长和主笔，他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宗旨，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为激励同仁，他在编辑部悬挂了一幅自己手书的四字条幅：“铁肩辣手”。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作文章”，邵飘平将“妙手”改为“辣手”，章太炎曾解释说：“今人谓从事刚严猛烈者为辣手，辣之严厉也。” 邵飘平创办的《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在邵飘平的主持下，《京报》着重报道和评述政治新闻——北洋政府的政局和纷纭的战事，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立场客观公正。他报道的典型案例有曹锟贿选大暴光，还有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等。特别是早在 1918年2月，邵飘平就在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写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文章中写道：“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耀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为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 邵飘平的笔锋让一味迷信暴力的张作霖乱了手脚，他秘密汇款 30万给邵飘平，但邵飘平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端不断揭露张作霖，他对家人说：“张作霖用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父子对邵飘平狠之入骨。后来终于因为《京报》围绕郭松林发动滦州事变前后，所发表的大量新闻和评论，被直奉政府抓捕并立即判为死刑，而且行刑后，还不准家属收尸。对此，新闻史家认为，邵飘平被杀的深层原因是被诬陷为“赤化”。

据历史记载，邵飘平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邵飘平是研究会的两位导师之一。当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曾与邵飘平有过来往，并在生活困顿时得到邵飘平的热情援助。此后，毛泽东也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

邵飘平授课半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邵飘平除了讲授一般的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之外，更强调“访员”（即记者）的素质与理想的训练，他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砥砺会员，这恰与青年毛泽东注重人格主体精神培养的思想相合，加之邵飘平当时已是以热烈反帝和爱国知名的记者，他对新思想新思潮不竭的探索精神、他对新鲜事物的异常敏感、他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卓绝的新闻采访技能、他恣肆凌厉的社评文章和潇洒有致的音容言谈等等，都使毛泽东怦然心动。

新闻研究会培养了后来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些报刊活动骨干，其中就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他是 1920年春在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才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的。返回长沙后，他在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等过程中，就运用了他在北京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新闻为武器，相继办起了《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讯社等报刊和通讯社，又担任湖南《大公报》记者。1920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大纲》中，称“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为主旨”，其中就有邵飘平的《新俄国之研究》等。随后毛泽东等还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此外，邵飘平的一些新闻学论著也是该社社员学习的书籍之一。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以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日理万机时刻还亲自批复：确认邵飘平为革命烈士。后来，他还多次在会见外宾以及其它场合提到过邵飘平，毛泽东曾经充满敬意地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这样说。 “特别是邵飘平，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时至今日，我们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我们的社会正呈现多元化，沉稳与浮躁，无私与自私，竞争与合作，高尚与低俗，富裕与贫困，贪腐与清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三高”与“三低”，等等，等等都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想想我们的先辈，想想“铁肩担道义”这句座右铭，我们新闻工作者更应该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更应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来砥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写于２０１０年国庆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