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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所属类别:你说我说 所属大类: 你说我说 | ||||||||||||||||||||||||
高层权威解读中国广电之三: 黄勇:亦学亦官真本色
作者:王永亮(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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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日期:2004/3/2 1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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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学者本色 广电高参 黄勇:学者本色公仆情 黄勇:弹筝与吹笛 同奏广电曲 黄勇:亦学亦官真本色 如切如磋广电曲 个人简介: 1949年7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现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规划研究院院长、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1965年入伍参加工作。1978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任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现代传播》主编。1996年以后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法规司副司长,直属机关党委党务副书记。社会兼职有: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广播电视电影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还是那座气势恢宏的广电大楼,还是一次如切如磋的访谈,变化的是黄勇已经升任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规划研究院院长,不同的还有立春后第一场淅淅沥沥的暮雨。窗外,是一派春色,“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室内,依旧思想融汇,谈兴甚浓,蓦然,我想起了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说过:“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聆听了黄勇的人生历程、广电情结和创新思路,怎不赞叹他就是“品质、地位”合二为一的人呢? 从低龄士兵到广电高参 记者:在您看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有哪几个?您怎样把握“转型之美”之路? 黄勇:作为一个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的人真有点“知天命”的感觉,就是对“功名利禄”看得淡了,更多是想着如何利用有限的工作时间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同时使自己活得更充实一些。 回顾以往39年,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大致有五次转折:第一次是离乡从军。当时只有16岁,不到应征年龄。出于从军报国思想和摆脱家境窘迫的愿望,瞒着家长报名,缠着人武部长和居民区主任,终于走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第二次是退役转业。在部队和在福建广播电台军管组共工作四年多以后退出现役,就地转业,正式成为福建广播电台的一员。这既是领导的决定,也是我个人的意愿。第三次是离职就学。在工作了10年之后,渴望深造,想当一名科班出身的记者,于是26岁时离闽赴京,入学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第四次是留校工作。大学毕业后本想返闽当记者,不想被学院留住了。记者没有当成,但仍在广电战线工作。第五次是离校从政。在广播学院学习、工作很长时间之后,调到当时的广电部办公厅工作。这五次转折都是自己下的决心。我出身贫寒,父辈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百姓,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为我的工作提供什么帮助,人生路途完全靠自己走。所幸的是在我这历次转折中,我遇到了开明的领导,遇到了一个个“伯乐”。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器重,我是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次次的转折。 记者:您刚才说当初到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就是想成为一位科班出身的记者,可后来没有做记者,有没有感到遗憾呢? 黄勇:遗憾,至今感到遗憾。我相信如果自己从事记者工作,不敢说出色,至少会有所作为,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奉献给社会。我一直想做一名记者。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也多次进行采访,在地方台从事采访工作,也写了一些作品。比如我在陕西广播电台实习时采写的作品曾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我感到非常有意义,非常乐意从事这项工作。但我们这代人,工作岗位是由组织来决定的,组织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个人愿望和组织需要是有矛盾的。有矛盾怎么办?就是要服从组织需要。所以,我就与记者就无缘了。我虽然未能全部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比如想当记者就没有实现,但至少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力求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应有的奉献。因为有了这种理想和人生追求,就会不知疲倦地去工作,把劳动、奉献当作人生的幸福。 记者:从您的人生五次转折来看,您曾经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过不短的时间,后来又到了广播电影电视局担任领导职务。您是怎么实现这样的身份转换的?做当领导和做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黄勇:我是思想上主动适应,增强新的角色意识,按照新的角色要求即“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方针,对待和处理好一切工作和各种事务;工作上主动摸索,注重了解和掌握全局情况,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当好总局党组和总局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从广院到广电总局,我的敬业精神大家比较公认,现在有人说我是工作狂,我觉得要把劳动作为一种幸福。 至于“当领导和做学者最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并不特别突出。因为在广播学院期间,教工更多把我当领导,学生则把我当师长,实际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分管工作方面,自己直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顶多占五分之一左右,所以人们还是把我视为管理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在广电总局,许多人倒把我视为学者型干部。大概是因为我还保持着爱思考问题、发表见解甚至敢于对上直言的习惯。另外,也还不时有些研究成果或阐述于演讲之中,或见诸于刊物文件之中。当然,要细究起来,也还是有“不同”的。在广播学院,我在思考广电系统重大问题时,可以超脱,可以只从理论角度来研究和评论;而在广电总局则不同,思考这类问题时必须考虑指导性和可行性,必须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搞调研和写调研报告,必须深入了解实际、分析实际,从中找出实质性、规律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建议。这大概就是做学者与当领导的最大不同了。 记者:前不久中央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强国”的观念。您认为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成才最必需的素质是什么?记者应怎样进行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构建? 黄勇:作为一个合格的、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素质:理论素养、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作为学习新闻专业、未来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努力塑造、培养和提高自己。理论素养,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闻传播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这是认识、观察、分析研究世界、社会、事物、人生等一切现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闻工作者要通过新闻手段去反映和报道这一切现象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如果不能掌握这些基本理论,怎么能够有所作为、怎么能够成才呢?记得在广播学院每每给学生授课或座谈,我都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曾经给学生讲过这样的例子:1987年知名美籍华人、美国耶 记者:您认为目前“窄众化”的情况下专家型和杂家型的记者各有什么优劣?怎么解决深厚的基础和现实细致的工作分工的矛盾? 所谓专家型和杂家型记者之分,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分工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界定。在“窄众化”的情况下,既需要专家型记者,也需要杂家型记者,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是各有侧重而已。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采编报道工作,要想胜任自己的工作、成为本报道领域的名记者、高水平记者,都必须具备厚实的基础、宽广的知识、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能力。构建自己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也应从这几方面着眼和入手。从构建这种结构的时序和层次上讲,大体上是“宽—厚—专”这样一个客观程序。也就是说,先要解决宽广的知识面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渐打好厚实的理论功底,然后去钻研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解决专深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博士,大学本科以前应解决“宽”的问题,硕士研究生期间应解决“厚”的问题,博士阶段则应解决“专”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当好杂家型记者,更需要具备“宽”与“厚”的条件。而要当好评论型记者,必须具备“宽”、“厚”、“专”三个方面条件。我认为培养新闻人才的高校首先要注重基础理论教育,解决好学生的“宽”、“厚”问题,同时增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而不宜把大量的课时放在操作性、技巧性教学上面。只有基础牢固、功底扎实,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以其后劲和潜力,逐步锻炼成为高素质、高水平的新闻人才。 记者:您以前从事过多年的新闻教育工作,是当局者;现在您所处的位置,总揽全局,心中有数,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可谓旁观者。您怎么评价国内的新闻教育? 黄勇: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调整高校教育发展政策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说现在全国(不包括港、澳、台)有近300所高等学校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培养新闻传播方面人才。这几年国家实行鼓励高校扩招政策,各高校的办学和在校生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自然是一种好事。但是也出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质量滑坡问题。由于有些学校不顾条件的“大干快上”,过度扩展招生规模,使得内部教育资源和条件全面紧张,顾此失彼。 另一个问题是内部结构失调。各校盲目攀比竞争,长线专业继续扩招,短线专业缺乏高水平师资,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脱节,教学方式、手段单一,基础理论教学薄弱问题加重等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滑了;学生大大增多了,就业却越来越难了。这有社会大背景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同时也是因为高校对人才市场供求问题和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缺乏深入的调研,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比如说,现在广电系统最缺乏的人才之一就是既懂经济、又懂广电业务的经营管理人才,但很少有高校培养输送这类“适销对路”的人才。需求方不缺的专业人才仍在大量地培养,而需求方急需的短缺人才却无法提供。这就是人才培养结构失调的问题。又比如新闻评论人才也是紧缺的人才。随着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评论节目肯定要大大加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权威性的评论员,即拥有深厚的功底、宽广的知识并且又善于表达的人才还是欠缺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培养100个水平一般的不如集中培养10个拔尖的人才。如果这10个人分布到重要媒体去,那么其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有些高校力图“广种”,到头来只能“薄收”;而科学的“稀植”,则有可能获得理想的“丰收”。 记者:结合当下新闻界正在开展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您认为我国的主流媒体宣传最急需克服的不足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做才能使我们的新闻宣传事业实现合乎目的和规律的统一? 黄勇:我认为,主流媒体新闻宣传最急需克服的不足是不按新闻规律搞新闻报道工作。新闻规律,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时效性。“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新闻学对“新闻”的科学定义。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没有时效就不能称其为新闻。二是新闻价值。不是所有现存或发生的事实都可以成为新闻,只有对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才成为新闻。这是作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应知的基本常识,应作为唯一选择。但现实是,我们的主流媒体,甚至主流媒体的上级领导者,在某些方面的宣传报道上或工作指导上,往往有意或无意忽视这个至关重要又司空见惯的问题。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国际上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如美国的“9·11”事件,竟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看不到及时和连续的报道,甚至被有意地淡化了。又如在国内的报道上,充斥版面、荧屏的是大量的各种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公式化报道,或是把真正有 新闻价值的东西淹没在长篇报道之中,或完全被忽略。此外,不是以新闻事实的重要性而是以领导人的官职地位作为报道时序的依据。这些都是典型的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与“三贴近”原则背道而驰。对于这种现象不仅广大受众很不满意,就连新闻工作者也不满意。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并做出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报道工作的决定,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我国抗击“非典”等重大事件,中央电视台用连线方式迅速、全面、连续做出报道,受到广大受众的普遍欢迎和充分肯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成功开播,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支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体现“十六大”后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成果,也体现了主流媒体自觉深化新闻改革,遵循新闻规律办新闻事业的努力。 记者:作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规划研究院院长、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关于您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您正在思考的问题有哪些? 黄勇:从1996年3月我调广电部办公厅工作以来,有机会和条件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中国广播影视业的全局状况,参与各种重要会议的讨论,使我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和探索整个广电业的改革发展问题。这几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广播影视改革发展问题,一个是广电总局党的建设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也是我的岗位职责和作为一个老广电人的使命所要求的。我着重讲讲前一个问题。 从1993年开始,我就比较关注广电产业发展的问题,陆续在重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在一个时期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2000年3月和8月,我应邀在“中国电视与经营策略高级研讨会”和“淄博中国广播电视经营管理高级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电视产业的崛起及其发展趋势”的专题性学术报告,从电视产业的兴起到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从电视产业的政策依据、客观要求到电视产业发展的条件、对策和指导原则等五个方面做了一定的探讨。同年,为《新中国传媒五十年》撰写了《新中国广播电视业五十年》中的电视业部分的文稿。2002年在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结合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实际,就如何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写出了一篇《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全部广播影视工作》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7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 2003年,我参与了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调研工作,作为课题组副组长,协助总局局长、课题组组长徐光春同志负责《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广播影视工作 推进广播影视改革创新发展》课题的调研和调研报告的起草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我提出关于存在广电改革发展中观念性、体制性、利益性、政策性障碍的观点,以及关于进行结构性战略调整、改变以宣传方式指导行业管理等对策建议。 从“数字化”到“产业化” 问:您亲历了广电36年发展的历史,您认为25年来,广电行业具有哪些标志性的突破? 答:我认为主要有三次标志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政策突破为特征,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和《中央37号文件》的颁发为标志,以四级办广播电视、新闻改革为龙头,影视合流也是这次突破的主要内容。这次改革激励了四级办广播影视的积极性,解放了广播影视业的生产力,全面促进了广播影视的发展和覆盖,全面扩展了广播影视的规模。第二次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技术突破为特征,以有线电视崛起为标志,以有线网络建设和有线电视用户发展为主要内容,扩展了节目容量,提高了收视质量,开创了电视收费的先河,同时促进了电视的大发展。第三次发生于当前,以体制突破为特征,以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和全面促进有线电视数字化为标志,以体制与机制创新、整个广电系统从模拟向数字转换、大力发展广电产业为主要内容,将会给整个广电业在观念、体制、政策、技术、经营管理等数个方面带来重大深刻的变革。在这方面青岛的广电改革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以信息化推动数字化,让老百姓真正从数字化中享受到从来未有过的福祉。这次突破不仅是体制的革命,还是技术、观念、工作方式上的革命。自2000年以来,广播影视系统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广播影视的改革,不断发展创新,在宣传改革、发展方面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新的成就。 问: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您认为中国广电改革面临着哪些机遇? 答:总体上来说,新时期中国广电改革面临着两大机遇。第一,战略性发展机遇期。这个时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要求思想观念、体制的转变,相应地,节目的形态等都要发生变化。2、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的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政治文明,广电改革要紧跟政治体制的改革走,要与政治体制相适应。3、从“两个发展”到“三个发展”的提出。不仅要注重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注重人的发展。4、从初步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状况、发展环境、发展观念都在变化,有新的变化就有新的机遇。第二,战略性结构调整期。广电已经进入战略性结构的调整期,观念、法规、节目内容、人员、节目、体制的结构等都不相适应,结构性的矛盾非常突出。结构的调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市场经济对广电结构调整的要求。市场使得独家垄断的经营逐渐被打破,有序竞争被提上议事日程。2、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对广电结构调整的要求。现在安全检查基本上能靠技术解决,基本上实现了对地级市以上广播电视的监看。3、文化体制对广电结构调整的要求。文化体制要求面向群众的公益性服务与面向市场的产业性服务要分开。 记者:广播影视业面对宝贵机遇,应该怎样推进改革?或者说,广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我认为,在新世纪、新阶段广播影视业改革主要有八项任务。第一是数字化。 这是广播影视业自诞生以来面临的最大变化,是全行业乃至信息产业、整个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广播影视节目、设备、流程、系统、标准都要做相应调整,按照数字化的要求、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调整结构,形成完整的端到端服务系统和产业链,从而推动广播影视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频道资源的增加,因为只有丰富的频道资源,频道专业化才能成为可能。数字化改变了粗放的管理方式,改变了广播电视的传统模式,改变了电影的传统发行放映方式。青岛在推行数字电视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这主要是政府与市场两种推动力的作用。第二是产业化。这是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来的重要任务,广电发展单靠广告、收视费是行不通的,应该利用制作的优势发展产业。广电要积极地占领有社会需求的技术产品、节目形态、节目形式。第三是网络化。“中广网络”的成立之所以倍受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人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广电联网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宽频有线互动。比如在线游戏、VOD点播电视节目、在线教育等等;另一方面是更有效更低价的电信服务。中国要发展有线电视网络。现在已有三万多千米的骨干线,目前实现全省联网的只有江西,要实现全国的信息化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维护,做到这些需要地方政府、党委的配合。第四是集团化。现在全国已经有19家广播电视电影集团,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方向是对的,关键是集团的目标要明确,当地的条件是否成熟、体制和运作方式是否科学起着重要作用。集团化的条件主要有: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人才的条件;资源的条件。第五是专业化。主要是频道、频率专业化的问题,这主要是由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决定的。在专业化方面,北京交通台做得非常成功。第六是民本化。在宣传上要更加大众化一些,充分体现“三贴近”,以人为本,讲求人文关怀。一些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报道、改进会议与领导人出访的报道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体现。第七是法治化。要积极地推进法制建设,逐步实现依法管理,加快法制建设。到现在为止,在广电方面,还没有国家级的法律,国家级的法规有三个:《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法律、法规建设非常滞后,地方性的法规存在类似的情况。第八是现代化。是指广电本身的现代化,要促使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需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与服务,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市场服务体系、政府监管体系。同时,还要强调人才的现代化,要求优化人才结构——关键是优化知识结构,培养全面的人才。 记者:您刚才列举了广电改革的“八化”,可谓条分缕析,见解深刻。我们今天主要想听一听“数字化”和“产业化”。因为两年来,国家广电总局非常重视数字化、网络化、产业化的发展,这三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数字化具体扮演了何种角色? 黄勇:数字化、网络化、产业化给整个广播影视、整个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化为广电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网络化为广电提供了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途径,产业化为广电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条件,数字化、网络化、产业化三位一体,最终目标是实现信息化。我们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社会的层面和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局来推动广电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是家庭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的根本要求,要加快有线电视由模拟向数字整体转换。只有实现了由模拟向数字的整体转换,付费电视等新业务才能进入千家万户,因此,数字化才是基础,要以信息化带动数字化,要把服务用户作为数字化的根本目的;同时要积极开办数字付费频道等新业务,培育多样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文化娱乐消费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和对象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影视节目制作机构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社会各界开辟了新的信息平台,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兴产业。数字付费频道等新业务的开办,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由单一的公共服务进入了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共同发展、由单一盈利模式向多元化盈利模式转变的新阶段。 记者:2003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了北京等33个城市(地区)为首批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的试点城市,要求试点城市加快向网络化、数字化过渡,促进数字电视的全面发展。您认为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平移有何意义?
黄勇:我认为,一、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国家广播影视数字化政策的要求。实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全面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电视,加快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及传输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国家广播影视数字化政策的要求。 二、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将带动国内数字电视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实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整体平移,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将真正形成以数字电视应用为龙头的新的文化娱乐消费热点,带动我国数字电视元器件、机顶盒、数字电视接收机、数字电视应用软件、数字电视内容供应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构筑新型的数字电视价值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机构预测,随着我国广电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将带来上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和产业规模,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三、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是新时期加快自身发展、安全播出的要求。数字、网络等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使数字电视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给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电视的革命性浪潮正席卷而来,数字电视最终取代模拟电视,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几亿台电视机和近1亿有线电视用户还只接收公共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的服务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与电信业不断开拓新业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积极采用数字电视技术,逐步实现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整体平移,不仅仅是广电系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采用数字传输技术和数字加扰技术,对于安全播出、安全传输,防止非法信号入侵,维持社会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是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要求。积极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是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有线电视网络作为城市国民经济和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之一,大力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普及数字电视应用,不但可以向市民提供多层次、多样性、个性化的节目服务,还可以提供信息资讯、数据服务等现代信息业务,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改善投资环境,营造城市的国际化信息和文化环境,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创造国际化的人文环境,提高国际影响力。 记者:据我了解,为了赶上世界数字化的步伐,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广电实际,国家广电总局制定了我国广电数字化的发展战略,明确了数字化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计划。您能否介绍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黄勇: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启动有线电视从模拟向数字的整体转换,这标志着中国的“数字电视”时代即将拉开帷幕。这里,我向你们介绍中国“数字电视”的“三大时间表”,以表明中国数字电视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行走。 先看第一张“表”。世界广播电视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各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时间表:美国计划在2006年关闭模拟电视;英国计划在2010年关闭模拟电视;日本计划2006年实现数字电视全国覆盖,2011年关闭模拟电视。到2005年,全球数字电视观众将达6.25亿,数字电视市场将达1000亿美元,电视服务费、视频游戏、以数字电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的年收入将达600亿美元,电视商务的年收入将达到450亿美元。中国政府亦提出了继续实施数字电视等对国民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高技术工程,并在“十五”计划中明确规划了中国数字电视的时间表:2003年全面开展有线数字电视;2005年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3000万户;到2015年,我国将关闭模拟电视。国家广电总局将全面启动有线电视从模拟向数字的整体转换工作,确定2004年为数字化年和产业化年。 与此同时,依据中国广播电视数字化现状——在制作、播出、传输环节虽然实现了数字化,但用户的模拟接收机却成为影响广电数字化的瓶颈——广电总局认为,目前要将广电数字化重点放在广电接收端问题的解决突破上,就是将接收环节的模拟用户整体转换为数字用户,从而实现广电全系统的数字化。为此,还制订出广电数字化实施的“三步走”战略和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的时间表,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两张“表”。 再看第二张“表”:广电数字化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前两年试验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大力发展有线数字电视;第二步是到2005年,我国发射直播卫星后开始开展卫星直播业务,同时开始播出地面数字电视;第三步是到2008年利用北京奥运会转播之机,大力发展地面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在完成三个发展阶段后,我国的数字广播电视可以通过有线、卫星、无线三种方式实现对全国的覆盖。 现在要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作为数字电视的突破口,因为有线电视经过近年的改造,相应的有线电视网已经达到了可以传输信号的条件,由于目前接收端的现状,只能传输模拟信号,如果将传输端换作数字的,有线网里立刻就可以传输数字信号了。其时这中间的工作就是只要在目前的我们家庭用的有线电视上加装一个数字电视机顶盒就可以轻松看数字电视。由于我国目前有线网已经覆盖了全国300多个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数字化。 最后看第三张“表”: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时间表规定在今后十五年内,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分阶段把有线电视网络的模拟用户整体转换为数字用户。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市(地)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市(地)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市(地)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市(地)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过渡。具体做法是,按照规划大力推广普及数字机顶盒,分区分片地、逐步地把有线电视网中的模拟用户转为数字用户,然后在有线网中停止传送模拟信号。 记者:谢谢您展示的三张“表”,使人耳目一新,对比中知差距,实践中增信心。请问广电数字化将会对国家、对社会、给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信息传播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 黄勇:广播电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输手段由无线发射发展到有线和卫星传输,频道数量增加,覆盖范围扩大,但在传统的模拟技术条件下,这些发展都只是量的变化、外延的扩大。数字技术的出现将会给广播电视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今后十年广电系统将是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广电数字化将会对国家、对社会、给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信息传播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数字化给广播电视带来量的变化。采用数字技术后,有线电视分配网可传送的节目容量达500套左右,频道资源大大增加,极大地拓展了广电的发展空间,不仅能提供公共类节目,还能提供专业化、对象化、个性化节目,使广播电视在进行传统“广播”的同时,还可进行专业化的“窄播”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需求。 记者:聆听了您一番宏论,可以肯定有线电视数字化与模拟电视相比,有着不争的优势,并且能给受众带来无穷好处,您能描述一些实实在在的图景吗? 记者:仿佛进入了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存》所描述的“未来世界”,但是我也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是不是数字电视都要付费?数字电视与付费电视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黄勇:数字电视与付费电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数字电视是相对于模拟电视而言的,通过数字化可以为用户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服务。付费电视是一项专业化、对象化的服务业务,是相对于以往公共电视服务的面向“窄众”的个性化市场服务;数字电视的推进为开展高品质付费电视业务搭建了技术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付费电视等业务的开展对加强加快广播电视数字化的进程发挥重要的作用。 记者:模拟向数字过渡采取什么方式,资金问题如何解决,会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记者:目前有线数字电视的用户有多少?它的美好前景奠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随着数字电视业务的不断丰富,技术和运营模式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社会对数字电视了解和认识的深入,充分的准备已为今后的发展和下一步的整体平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数字电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数字电视会出现“井喷式”的发展现象。 记者:近年来我们国家的传媒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许多新兴媒体涌现出来;广电正在探索走向集团化。那么您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怎样呢? 黄勇:我认为,广播电视走向产业化的道路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是信息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是广播电视产业自身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说,广播电视产业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化解不利因素,切实解决好各种矛盾和问题,大力推进广播影视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广播影视产业做强做大。我国广电产业是从播发广告和有线电视收费开始发展起来的。二十多年来,广电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如下: 一、资产规模增长迅速,产业趋势日益明显。资产规模是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广播影视发展迅速,从1992年到2002年,广播影视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27%增长到0.50%。据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广播影视系统资产总额为1663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总额为927亿元,占资产总额的56%,比上年增加35.8%,近三年增长速度保持在25.3%;净资产为1198亿元,比上年增加37.6%,近三年增长速度保持在26.7%;资产负债率28%,外于较低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广播影视的资产属于适宜发展产业的良性资产。 在广播影视规模资产中,就资产结构看,事业资产所占比重为73%,企业资产的比重为27%,也就是非经营性的事业资产比重较大,可经营资产的企业资产比重较小。按照产业发展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移后,可以形成比较雄厚的产业物质基础,有利于在较高水平上促进产业发展。就资产分布看,广播、电视的增长速度均较快,但广播与电视的资产差距逐渐增大。电视资产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这样的资产分布有利于突出产业主体,抓住发展重点,全面带动产业体制机制调整改革。 从对广播影视机构运营情况调查看,各地都在进行产业运作的积极探索。上海、湖南、深圳等地近几年广电经营模式正在发生巨变,以往以“准行政机关”的方式运作的政府导向模式,正在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发展,作为事为单位的电台、电视台的许多经营行为已经走向市场。在市场引导下,广电业的产业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二、整体收入增长较快,收入渠道日趋多元。广播影视业的收入状况良好,呈高速发展的态势。自1993年以来的十年,广播影视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2.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6%)。2002年广电系统收入总额为514(扣除政府投入外为438亿元)亿元,比上年增长7.8%,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7%)。 在总收入中,广告收入一直是主要收入来源。2002年,全国广播影视产业的广告收入为280亿元,占广电产业总收入的比重为54.5%。1993年至2002年间,广告收入增长了8倍,年平均增长30%,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其中电视广告收入占产业广告收入的82%。电视媒体已经成为广播影视产业收入的核心。 其他收入在经营收入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在收入中的构成比例变化很大,特别是有线电视的收视费,增长幅度惊人。1993年至2002年间,随着全国有线电视络的建设完善,收视费从几乎为零增长到60多亿,约占总收入近11%。政府拨款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49%下降到2002年的15.6%。广播电视报刊收入也呈下降势态,2001年发行份数比1996年下降24%。另外,在收入结构上,表现出地域差异和层次差异。在西部地区,财政拨款仍然在广播电视收入构成中占重要位置。在层次上,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广告收入为主,占80%以上。地县级广播电视台收入中收视费收入占到80%—90%。各地广电部门认为,随着付费电视和其他增值服务的开发,广播影视业的收入多样化趋势将更为明显。 三、民营公司制作能力增强,传媒资本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社会资本多元化的强势推进,各类资本形态特别是民营资本介入广播电视各个领域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加。据了解,2001年广电系统外的独立节目制作公司已达1100多家。2002年,最大的民营机构制作的电视剧为400余集,是最大的国营机构制作量的两倍。在资本市场,仅广电系统内上市公司已有4家,加上其它从事广电行业的上市公司,形成了资本市场的“传媒板块”。 随着我国加入WTO,海外跨国媒介机构渗透现象正在扩大,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等国际巨型传媒正逐步进入中国市场,采取各种方式扩大生存空间。 记者:过去我们曾认为体育是一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公益事业。然而近些年,体育率先走上了产业化道路。体育行业走产业化道路离不开电视,那么电视行业本身的发展是不是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呢? 黄勇:世界500强排名第333位的全球传媒巨头默多克前不久讲了这样一段话:“只要让我的电视信号在中国落地,价格随便开。”默多克敢讲这样的话,说明对中国影视传媒的看好和他的经营理念。因为凭借他们的资金实力和眼光,中国的影视市场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是一块巨大的文化娱乐金矿,关键是要怎么开采。 现在全国及各省市纷纷成立的广电集团,这不能不说是件大好事,中国的传媒体系开始走上了一条规模化、规范化的集团之路。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影视业运作模式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痕迹,事业单位靠伸手,企业单位靠借贷、拉赞助。有的电视台即使有较大的资本,但对于如何运营仍没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里除了部分电视人或管理者对传媒发展的产业化没有较系统的研究外,关键是这些人还仅仅把电视业当作一种“事业”来干,编导、制片人也大都满足于“事业有成”上。没有把电视传媒视为一种“产业”。而产业的价值又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值和产值上。一部影视作品的价值包括它的后开发项目,总能证明一个集团、一个影视公司的实力。 湖南电视台,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实现电视产业化的“黑马”。他们刚开始从银行贷款2800万元,第一年就还本付息,并创收3000万元。到了2000年,创收达到了一亿元。随之而来的是湖南广电系统又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广电系统的上市公司,并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企业中,位居前30名,目前已拥有30多亿的家当,并且兴建了豪华壮观的“世界之窗”和“会展中心”。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下,这家省级电视台提出了“立足三湘,着眼全国”的“大电视”理念。他们的《玫瑰之约》与北京首钢联姻;《有话好说》几乎说遍全国。电视界的管理者和电视人在瞩目湖南电视台的时候,发现电视产品就是商品,电视事业是一种产业,电视产品就是商品,电视事业是一种产业,而且是一个储藏极其丰富,又必须认真经营的产业。这里不仅有各种电视节目、电视剧目,甚至琴棋书画、音像书刊、曲艺杂技、旅游看病、讲学会展,也都应有尽有。孰料既是产业,就会有产业的规律与规则;既然有机会,自然也就有陷阱。几个回合下来,一些电视人开始明白了,把电视作为产业化经营是要有观念和机制上的准备的。否则投入越多,损失就越大。 记者:您如何看待投资广电行业“隔行入隔山”的说法?具备怎样的意识才能为广电行业注入资金? 黄勇:其实投资媒体行业与其他行业本质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大可解放思想,先抛开“隔行入隔山”的说法,从投资的三个基本意识出发来看问题。 首先是理性投资意识。对于那些试图投资电视媒体产业的人的状况而言,目前的确存在着盲目性、情绪化和冲动性的倾向。我们许多进军媒体行业的商人们动辄挥金如土,动辄铤而走险。这种非理性的投资思路,使其不能按照正确的入市规则来考虑目标设定、资源配置及操作途径,其投资风险是极大的。 其次则是必须具备大投资意识。对于电视媒体的投资应该是一个具有足够跨越市场“门槛”力度的大投资;因为电视媒体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规模化竞争的时代,规模化竞争对资本的市场准人以及获取有效回报客观上已经设置了一个资金介入和形成传播规模的门槛。当资金达不到这一跨越门槛的力度时,就不能期盼它产生回报。比如过这道资金门槛需要5000万元,只来个4000万元,能不能得到80%的回报?不可能,可能连8%的回报都得不到,而只有达到5000万元的足额,才有可能得到预期回报。换言之,这种投资必须在特定时段内(一般为媒体形成“自身”造血功能所需要的时间约18个月)达到足够的投资力度。换句话说要“玩得起”。 最后则是长线投资意识。记得股市中有句行话“断线是银,长线是金”。电视产业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观众注意力经济基础上的影响力经济。做电视实际上就是做品牌,要建立和维持观众的忠诚度(包括行为忠诚度和情感忠诚度),一定要通过做品牌来培养起一批忠诚度很高的受众,使自己的传播产品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认识社会;判断问题的基本资讯“支点”。只有这样,投资回报才会源源不断。做电视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次性的;它要通过连续性的生产来获得回报,在可持续当中获得赢利。当投资者像春种秋收的农民一样期待投资回报,而实际产出又与投资回报的周期不相吻合时,投资者就会熬不住劲,这样就会导致资方与业者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冲突,导致市场操作变形甚至失败。 从“三大体系”到“七个解决” 记者:您以上分析了广电改革的“八化”,重点阐述了“数字化”和“产业化”,的确让人认清形势,增添信心,与时俱进。那么,需要建立健全哪些机制来确保、促进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共同繁荣和发展? 黄勇:广播影视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建立健全“三大体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营体系、政府监管体系。这是不断促进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共同繁荣和发展的体制保证。 一要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文化要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公益性的文化是公共服务,要由政府来主导。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又有特殊的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新闻媒体,要完成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把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政治任务,意识形态特性较之于其他文化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所以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必须坚持五个不变,即党管媒体不变,党管干部不变,党的喉舌性质不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变,事业体制不变。坚持电台,电视台事业的体制不变,才能保证正确导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 公共服务体系怎么建立呢?就是在明确电台、电视台是新闻媒体、是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是宣传文化阵地,是事业单位的前提下,以电台、电视台为主体进行集团化发展。至于具体的组织形态如何,则要在改革中探索。明确的要求就是电台、电视台不允许经营的那一部分必须按照事业体制来运作,而且要贯彻改革的十六字方针: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同时这部分也要引入竞争,也要进入市场。内部职工的分配、用人制度要改革,实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经济核算,实行引入企业管理的机制, 二要建立市场运作体系。市场运作体系就是产业化发展的体系。要把电台、电视台允许经营的部分剥离出来,组建公司,形成产业,走进市场。过去我们党的文件里没有文化产业这一提法,更没有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发展文化产业是“十六大”的新精神,新部署,新要求。我们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十六大”的精神的高度来看待当前的广播影视改革。现在我们这个体系几乎是零,只是系统之外的部分有市场运作,系统之内的部分没有市场运作。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允许社会上各单位、各行业组建市场化运作的影视制作公司,而广电系统内基本上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不是市场经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讲过:这是一种小农经济。必须建设一个市场运作的体系,完全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来运行和发展广播影视产业。一方面要大力鼓励广播影视的社会化发展和多样化发展,从广电体制内、系统内,发展到社会上。同时,要把系统内、体制内允许经营的部分剥离出来,进行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现代化建设。 三要建立政府监管体系。这是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有效的政府监管,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就不可能推进,就不可能有序繁荣地发展。现在的广播影视,政府监管体系相当薄弱,虽然有电视审查、电影审查制度和播出时间的调控制度,但距离新世纪新阶段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太远,需要加大工作力度。温家宝总理提出,政府有“四大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广电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主管部门,同样要很好的履行这四大职能。概括地说,就是要进行社会管理、行政管理、政策管理、执法管理。通过这一系列有效的管理实现从上到下、关系密切、运行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政策法规,包括对具体工作的指导,包括对行业发展的调控,也包括对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 记者:您认为怎样更有利地协调这三个体系之间的关系? 黄勇: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这三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共服务体系是我们重要的工作使命,就是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广播影视节目。完成这个使命,除了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要管理,要指导,要投入。 建立健全市场运作经营体系是把广播影视产业做强做大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广播影视产业如果不进行市场化运作,不面向市场,发展壮大自己,就不可能做到导向正确,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有效宣传。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之所以要建立市场运作的体系,已是因为广播影视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要有广播影视的一席之地,将来还要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今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统计报表要纳入国民经济的统计项目里;二是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展产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事业的发展,事业出了国家的投入之外还要靠产业的收入来做强做大。这两个体系是相互关来年又相互区别的。这两个体系的主体就是电台,电视台。产业是由电台,电视台兴办的,必须依靠电台,电视台兴办的,必须依靠电台,电视台这个主体,离开了这个事业的主体,产业的发展就没有明确方向,也没有依靠条件。产业根植于播出机构,服务于播出机构。这个播出机构既是它的兴办主体,又是它的市场主体、主要消费对象和服务对象。它们既是互相关联、独立运行的两个体系,同时又是一个主体。从单位层面来讲,这个产业是由电台、电视台、集团(总台)来办的。如果我们成立个“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公司”的话,公司就由“广播影视集团”来办,实际就是由中央三台来办的。只有这样,公司赚的钱,三台才能用,因为三台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公司赚的钱三台可以享用。所有权是三台的,经营权可以放给公司。 无论是公共服务体系也好,市场运作体系也好,必须在政府有效监管之下,才可以有效运转。公共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的,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这三个体系是互相依托、互相关联、互为条件的,不是一般的行业管理,广电也没有行业管理协会,管理工作都在广电局。现在社会管理的问题很多,广电管理部门除了面向这个行业这个系统以外,还要面向社会进行管理。比如教育电视台的主办单位、上级部门是教育部门,但必须纳入广电行政部门的行业管理,必须由广电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公安、农业等部门的影视制作中心,其业务也要由广电部门来管理。 为了更好地建立这三个体系,要做好三个分开:一是宣传与经营要分开。二是事业与产业要分开。事业与产业不能混淆。事业要按照事业运作,产业要按照产业运作。三是管办职能要分开。管办职能分开并不是要广电集团(总台)、电台、电视台不接受政府的管理,而是把要做的事情分开,职能要分开,做到政府管、单位办,这样政府才能真正监管得起来。 与此同时,各级广电行政部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要改革管理方式,使之与市场经济发展和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相适应。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五个转变:从办广电向管广电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从系统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从宣传型管理向法制型管理转变;从制约性管理向引导服务型管理转变。 管办分开,各级广电局行使政府行使管理职能,集团不能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否则又是政事不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去年11月18日对此作过批示:行业管理职能不宜进入集团,由广电局行使。要坚持政事、政企分开原则。 记者:从中央领导的批示中,我觉得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加快结构性战略调整。体制创新,重在加快结构性战略调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黄勇: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抓住机遇,加快结构性战略调整,就有可能促进整个广播影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具体来说,我认为要从七个方面加快结构性战略调整: (1)解决好整体结构、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问题。我们整个广播影视的规模、质量、效益,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协调,哪些是不适应的,哪些是不协调的,哪些是需要调整的必须搞清楚。 (2)解决好节目的结构问题。因为人们对节目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节目结构也需要进行改变。我们如果仍然固守几十年不变的节目结构,就会失去社会市场,节目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效益。所以对于原有的节目结构要加以调整,要逐步地向专业化、小众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往往是,办一个节目把所有东西都容纳进去。现在人们对这种大拼盘式的综合节目需求越来越少,其受众市场越来越冷淡。所以根据现在观众的需求,节目的调整要加以重视,加以解决。 (3)解决好技术方面的结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过渡的时期,技术结构中先进和落后是并存的,所以需要加以调整。要实现改造升级,加快技术升级改造的进程,使结构在整体上更加先进,适应我们整个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需要,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 (4)解决好体制结构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体制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比如我们长期以来条块结合,以快为主的体制现在显然是不适应了的。因为现在技术支撑系统是需要高度集中管理的,现在网络条块分割的情况,使得网络整合的推进很困难。体制如何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实行政企分开,管办分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从市场经济法制健全的国家来讲,都是在实行管办分开制度。我们历史形成的都是管办合一,又管又办。现在实行管办分开,结构就不能适应发展了。政府主管部门实行管办分开以后,原来是你办的,现在不能直接办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应该要归你管的,现在又有些不清楚该管什么、怎么管。广播电视法制很不健全,依法管理缺乏依据。集团化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资源的整合形成新的优势,通过优势去创造新的优势,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现在集团是模式化发展,实际上没有摆脱原有的机关化管理模式。我们想提出来集团适用企业化管理,但这与我们现存的一些人事、财政、税收、国资等方面的政策不接轨。事业是不能搞资本经营的,也不能搞融资的,作为企业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可取的办法就是事业单位可以办企业。比如说电台和电视台,从喉舌性质来说,确定是个事业单位,但是要发展产业,要走集团化的路子,可以把经营的部分分离出来,成立集团或是公司,完全按照现代企业模式来运作。这样既可以发展产业,确保喉舌功能和正确的导向舆论,也可以通过产业的运作,来增强整体实力,发展事业。所以现在体制结构方面的障碍比较严重,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5)解决好产业结构的问题。我们的广电产业经济效益比较单一,往往是依赖于广告,这是不合理的。广告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媒体间激烈的竞争,不可能节节上升。比如我们的内容产业就非常薄弱,节目市场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的节目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播出,而不是满足交换。产业方面的内容潜力是很大的,属于传输方面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新增业务的开发,为产业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我认为发展产业的三大块是广告、内容产业和网络服务。内容产业和网络服务的发展潜力很大、市场很大,应该调整好产业的结构,使我们的产业做强做大。 (6)解决好制度方面的结构问题。制度方面主要是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我们的台是事业单位,局是政府部门,但存在着管理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例如在人事制度上,中央电视台事业大大地发展了,公务员队伍也不断扩展,人员是多样的,原来事业单位里的管理办法严重不适应改革发展。临时人员的管理也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不算单位的正式职工,享受不到单位的待遇,他从思想上缺乏一种归属感,所以不好管理。人事制度必须改革,实行聘任制,签订劳动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劳动关系。再有,分配制度也严重不适应广播影视事业的改革发展。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的分配制度无法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加快。 (7)解决好队伍结构问题。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学英文只懂英文,学工业只懂工业,缺乏基础厚实、知识领域宽广的复合型人才。这都属于广电系统结构的不合理,必须加快调整。 记者:在广电改革的过程中主要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黄勇:广播影视的改革发展工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研究广播影视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求观念理论上的突破,确立正确的改革发展指导方针,明确改革发展的目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一方面,主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首先,确实贯彻“十六大”所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三者辩证统一地看待。解放思想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思想要解放,要突破旧的观念的束缚。***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创新就要不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一定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系的束缚。***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创新就要不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一定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三个解放出来”。再一个要明确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是“三个一切”。“十六大”报告告诉我们,我们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要实现“三个解放出来,三个一切”。如果不从思想路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推进改革创新是不可能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推进改革创新发展的前提,是思想基础。我们应该很好的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的同时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想问题要结合解放思想来想,分析问题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在制定措施的时候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推进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发展。 其次,符合中国的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之间差别比较大。我们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进程。改革,创新,发展都要从中国的国情,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在形式上不能搞一刀切。 再次,遵循渐进式的规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实行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因为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充分的考虑到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充分的考虑到它的环境和条件,充分的考虑到人们心理的承受程度,要把握好度。在目前各种利益关系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有利于维护内部和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也就不可能继续改革。既要改革,又要稳定,这就需要遵循一种渐进式的规律。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也不能急躁、麻木改革。 第五,注意民主的决策。任何改革的举措,特别是重大改革的举措一定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实行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要防止在重大改革上出现失误。通过调研,先把方向看准了,提出的改革措施也要从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论证,这样改革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有效地向前推进,取得良好的效果。 最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就这个问题多次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明确要求。科学的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广电事业坚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党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国广电事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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