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孙玉胜，1960年生，吉林敦化人。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高级编辑。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主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1993年、1994年、1996年先后参与策划并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等栏目。1997年以来，参与策划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相逢2000年等大型直播报道。1993年荣获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2003年出版《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在传媒业界、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20年前，孙玉胜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刚到中央电视台时，同事们喜欢谈“蒙太奇”，他还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

10年前，他当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十大杰出青年”，在颁奖座谈会上，他说：“给年轻人一个舞台，他们不会让人失望。”

10年来，他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等栏目，从根本上有力地改变了电视语态。

10年来，他参与策划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相逢新千年等大型直播报道，让观众看到了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10年来，他荣获“韬奋新闻奖”，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共十五大代表，他一门心思地前行，目光专注，生机勃勃。

今年初春，他作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接受一年制培训。暂时远离了纷繁事务，他从改造电视的语态开始了沉思。

隆冬时节，孙玉胜拨冗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和博士生一起探讨《十年》，他周身显露出“我在路上，路在前方”的理性和激情，浑然进入中国电视改革的新境界。

 

 

面对观众显诚意

 

记者：十年来，您带领下的《东方时空》团队在改变中国主流媒体的语态，使之接近现实生活之时，也改变了中国大众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学经济出身的电视人，您是怎样感悟电视的特有属性，并将其渗透到您的节目实践中去的？

《十年》：说起对电视的理解，我是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感悟的。在大学期间，我从未学过新闻采访和写作等方面的课程，连最接近的一门功课《大学语文》都没有学过，电视的知识就更少。好在那时电视节目的起点很低，而且在视听手段的要求上主要以“听”为主，也就是以文字语言为主。好的电视节目往往是以选题的角度为主要评价依据。像“现场采访”、“纪实拍摄”、“效果声”、“同期声”等原本应该属于电视特有语言的这些东西，当时并不被重视。所以在1987年上半年，严格说来对电视还没怎么入门的时候，我拍了一条反映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弊端的新闻《一条马路隔断两个企业的产需联系》，还获得了当年中国电视新闻的特等奖。

从操作层面来说，我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自从参与《广东行》摄制组，我深深地被这种最能充分体现电视优势的电视语言形态所征服，正是这种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彻底改变了我的理念——应该用这种方式改变我们沉闷的、新闻简报式的传统新闻节目。

记者：我们了解到，早间节目筹备初期，台领导就提出要求：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您能否谈谈两种语态之间的区别？

《十年》：我们先看一段见诸报端的文字：“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天南地北祥和欢乐，华夏儿女喜庆佳节。北京各大公园彩旗飞舞，花团锦簇，宫灯高挂，人流熙攘，充满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如果不做解释，单从这一段文字上甚至都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佳节的纪念文章，对吧？

同样是国庆报道的“重头文章”，同样是描述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的面貌”，我们可以再读读中新社的这篇新闻特写《北京漫步：不识今日长安街》。我想，其中有我们要找的一些东西。

“一位公派到美国的朋友近日回北京公干，笔者接机回城途经长安街时，朋友连连惊呼：不识今日长安街。不错，不用说离开两年的朋友，许多老北京近日到长安街都有耳目一新之感……”接下来文章先说了“长安街的建筑”，然后说“长安街那醉人的绿”，还有“洗尽铅华之后，没有了广告的路边风景”，还有“长安街的照明”……如数家珍，透着自得，透着家常，因而显得亲近可信。

我理解的“变‘新华体’为‘中新体’”就是要降低电视媒体说话的口气，尝试一种新的语态，也就是新的叙述方式。而之所以要从早间节目开始，是因为早间节目影响小，更便于降低实验的风险。而对电视而言，新的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指电视节目解说词的写作文风，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其特有的语言吸引观众，而这些改变首先必须从转变态度开始。

去年年底，我曾在一次审节目时对一些编辑记者发出感慨：有些记者才二十多岁，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但为什么他们在做节目时使用的一些新闻语言会那样陈旧老套呢?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个需要用套话来表述思想的年代啊！

记者：记得有观众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那么您认为观众对《东方时空》的认可是基于它语态上的转变吗？

《十年》：我认为，较之内容上的突破，《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

《东方时空》的探索，正是从创造独特的语言特点开始的。在我们的叙述性的语言中，哪怕是评论性的段落，也要格外注重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注重矛盾的冲突和悬念，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真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就是新闻的人格化。

新闻节目中采用这种人际交流的口语化方式，有利于拆除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和戒备，使新闻的接受有了人际交流的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

《东方时空》一亮相，就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因为观众从严肃了十多年的屏幕上，看到了民间话语的鲜活性、幽默性和趣味性。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既概括精练，又带着世俗生活的具体语境，让人感到随和、亲近、心神领会。

其实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我们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提示。“真诚面对”的前提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必须首先建立起一种“与话双方”的平等，平等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亲近感。既然传播者是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念就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东方时空》在新闻节目上开了一个先河：主持人在讲述中表达观点，在角色感上，“他们更像是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他们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把自己亲历的新闻事件转述给观众”——从后来的观众评价中不难看出，观众们注意到并褒奖了我们在这上头所做的努力。        

正是这些真诚、平和的态度中，融入了讲述者的新闻激情。我使用“讲述”而不是播报，因为这个词汇是最准确的，融入了他们独特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个性，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观众深受感染。

不少关注电视新闻改革的专家在文章中也提出这样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平民化。它比任何时候都注重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这些研究者也注意到，电视语言风格的变化是从“非黄金时段节目”开始的，正像他们所说：“……在一些边缘时间，如早晨、午间、晚间新闻里，传播态度由庄重严肃到轻松亲切，传播话语由书面宣讲的形式渐变为口语化、个性化……”

《东方时空》在表达和叙述上的突破在于，表达与叙述的态度变得真诚、平和，表达与叙述的内容变得真实、鲜活，表达与叙述的手段变得更遵循电视规律。这就是《东方时空》十年不变的电视理念。这些理念现在已经无需做更多的解释，但在当时，由于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的《东方时空》确实与过去的节目形成反差，所以观众和专家学者总是把“平民化”与《东方时空》相联系。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评价。有人说，态度决定一切。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真诚的态度时，把过去居高临下教训人的电视节目在形式上变得尊重别人、贴近生活、关注百姓，其实并不十分困难。

 

声画合一重事实

 

记者：2003年初,《焦点访谈》播了一期很有影响的节目《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很多观众评价说：“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那么您心目中深度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节目会让观众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本应是专家们讲评节目才说的评语“有调查深度”? 报道的深度是每一个报道者所追求的，但应该怎样获得深度?

《十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有深度！提到报道的深度，至今还有人认为那就是一些艰深的阐述和引经据典的议论。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为核心。

在林林总总的对“深度”的定义中，我注意到一个很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表述:“深度来源于事实。”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基础的认识：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观众所感受到的深刻。挖掘深度的方向不是惟一的，但无论节目制作者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向来寻求节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深度，都必须首先寻求支撑这个深度的事实与证据。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我想，深度不是说出来的，深度是从让人信服的事实中来的，深度还是从事实关系的梳理中结构出来的。深度第一来源于事实，第二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第三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或者叫做“对事实关系的建立”。 

为什么背景的阐述会引发报道的深度和方向?研究“深度报道”的学者们认为：从认知规律来看，人们在接受外来信息时，不是让各种信息杂乱无章地进入大脑，而需要组织、分类、评价、判断。但这种思维过程不是抛开其原有的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去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总是将个别事物置于事物整体的认识结构和认识框架之下进行定位、“释义”和理解的。而背景是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事实间的关系，是事实存在的那个环境，是粘在事实后面的那个东西，是更多的事实。

我认为，最高境界的追求深度的操作方法，也就是获得更多的事实，并建立事实存在的背景，从背景中去寻找新的事实关联和对事实的解释。利用事实表达来达到理性的深度，这种做法是符合电视传播规律的。

记者：如果以《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为范本，研究舆论监督的实际效果，也就是学界喜欢说的“监督到达率”的问题，《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究竟是如何将过去紧闭的，至少是虚掩着的监督之门推开，并藉此获得了成功? 怎样理解选择中的平衡呢？

《十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引入一个新概念：“舆论生态平衡”。

电视新闻改革，特别是其中舆论监督节目能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平衡”的结果。我认为舆论生态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这就是：“结构中的平衡”、“动态中的平衡”和“选择中的平衡”。

结构中的平衡指的是一种总量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的艺术。

《焦点访谈》在许多观众看来，“焦点”差不多就是“监督”、“批评”和“曝光”的同义语、代名词。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舆论监督只是“焦点”节目的功能之一，而不应该是其全部。据新闻评论部统计：《焦点访谈》在批评监督类节目最多的年份和季节，其比例也没有超过播出节目总量的22%。《焦点访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电视栏目。一方面，它肩负着沉甸甸的舆论导向使命，它要符合政治和政策导向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承载着厚重的观众期待和观众对媒体的正义寄托，它要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能；同时还有作为一个电视新闻栏目所定义的属性，它要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电视表现规律，它还要在这些规律的约束中参与同类和不同类栏目的竞争，要运用这些规律形成自己的表达风格从而形成稳定收视……这些内容就是决定这个栏目生存的决定性因素,《焦点访谈》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生长，它必须熟练掌握一整套符合自己生存发展意愿的原则，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治遴选、社会遴选和受众遴选。

其实，这套原则首先就是结构中的平衡：栏目内选题均衡分布的原则。“平衡”不等于“平均”，不是说“批评性节目”、“表扬性节目”和“中性节目”以及“快速反应节目”，一天一个，轮流坐庄，平均摆放就完了。达到这个平衡的前提是：清晰划分进入“焦点”节目的选题类型；界定这些选题的属性和向观众表述时的语态；分布这些选题的位置，并使之与同一时期栏目播出的其他选题、其他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形成有效互动，以增加单个节目的冲击力。在平衡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形成对某一个节目的重点表达，可以形成对某一类选题的强调。

动态中的平衡是指我们的舆论监督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新闻改革不能逾越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与进度。简言之，就是审时度势，舆论监督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在大环境大背景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我认为，选择中的平衡，指的是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是“述”与“评”的平衡关系。还是在《焦点访谈》创办的初期，我就提出要“多报道、少评论”，其实这就是一种选择中的平衡。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电视新闻还只是处于报道阶段。分析与评论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焦点访谈》六周年时，其栏目标语简练为一句话：“用事实说话”。对事实的选择是央视“焦点”节目得以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在近十年的播出中，至今没有一个当事人能就我们报道事实的真实性与我们对簿公堂。所以选择真实的事实是一切新闻节目，尤其是焦点类节目的生命，记者在选择事实时必须经得起对方的质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必须做到“铁证如山”。

我们说到“选择中平衡”还包括选择事实的态度和目的应该是善意的。比如选择事实报道的目的是要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让采访对象难堪，让当事人和当事部门出洋相；选择题目时要考虑地区和行业的平衡，不要让观众觉得媒体在“盯着一个地方不放”，这样的集中曝光是不是有其他什么背景?认为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行业在不断地出问题——这个意识与“动态平衡”相关：我们的报道如果过于集中，就会形成一种整体评价，形成一个定义性的印象：这个被监督对象被予以“整体否定”了，尽管我们的单个节目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但是如果相对集中的监督，就会客观产生一种媒体不应有的针对性。

此外，报道的时机、报道的力度和密度等诸多因素都应保持均衡。平衡是一种总和关系，是一种选择和把握、是一种态度与方法。“结构平衡”、“选择平衡”和“动态平衡”三者间也是密切关联的，它们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节目、通过长期的栏目运作体现出来，从而成为媒体清醒了解环境、清晰判断自身的文明生存方式。新闻改革要继续前行，就要使其舆论生态环境始终保持这样的平衡。

 

心忧节目自奋起

 

记者：在《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力度日益醒目的时候，关于“焦点”类节目如何防止“话语霸权”倾向的讨论也常常出现。那么这类节目如何防止、消弭舆论霸权？

《十年》：这样的讨论是有价值的，一个处于强势的媒体，怎样才能够不把所谓的强势放在语气上，不在采访中甚至节目中出现那种高人一等的自我意识，这是栏目表达自己品质与品位的注意事项之一，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文明法则”之一。

我曾经对各类电视节目中可能出现的“话语霸权”的“临床表现”进行过一番观察和归纳，我发现，话语霸权的“临床症状”大致有三：一是话语权垄断——盛气凌人，断章取义，强加于人的同期声剪辑；二是结构垄断——按照单方面的需要结构双方谈话内容和通过调整谈话篇幅表达主观判断；三是背景信息垄断——将某些已知的背景信息故意隐瞒，只说其然，不说其所以然，而交代事情来龙去脉的背景信息有可能影响观众对事物的判断。记者必须引以为戒，这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职业品质，更是电视台的纪律要求。

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参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断事实。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该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的环境。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节目内容本身，这使我想起了传播学中的 “把关人”理论。对此，您怎样把握节目和“把关人”两者的关系？

《十年》：电视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关注着这个问题：新闻媒体在处理新闻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把关人，从超越可能传播的新闻中进行选择，决定取舍。我曾做过记者和制片人，现在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实说实说》的总监制，历经参与创办和把关这些栏目，一个深刻体会是：要使一个初创栏目成功，最好策划者与审查者是同一班人马，至少是策划者、创作者、制片人和最后的把关人之间形成共识，否则就没有共同的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从而使栏目很难准确定位，很难形成合力推出精品，更谈不上创造品牌。因为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创作者会感到有劲用不上，把关者则会感到创作者采访编辑不到位，两头都很累。

把关者作为节目的第一观众，其角色和功能都是双重的，他既要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判断一个节目播出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从职业的角度判断这个节目是否已经具备了可以播出的专业水准。在实践中，这些判断并不是很容易把握，有时甚至需要勇气。

自从做新闻评论部主任之后，历经新闻中心主任，我最怕接上午8∶00和晚上8∶00的电话，上午的电话可能意味着《东方时空》出了问题，而晚上的电话则可能是《新闻联播》特别是《焦点访谈》有了什么不妥。但作为一级负责人和把关者，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情绪始终伴随着我们。一个节目能不能播出?播出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从哪个角度做节目更有新闻性、更有吸引力而且更具社会效益?如何把握这些栏目的走向和优势……这些都是时刻面对并要做出选择的问题，把关人特别是最后的把关人决定着节目的命运。

记者：请您从把关人的角度指出我们制作节目时常犯哪些毛病？

《十年》：我反观记者和编导制作节目时常犯的毛病，主要是用概念而不是用事实说话，讲意义多过讲信息和讲故事。对事实的把握，有几个要点：一是事实的选择，二是由事实得出什么样的判断。  

同一事实存在不同的报道角度，只有发掘更多的事实，才能获得更新的角度。

当我对中外电视新闻节目运作方式进行比较时，发现一个问题：国外的电视媒体在同一新闻现场是不会有重复设备出现的。但另一个更大的不同是：虽然国外电视台大多只有一个摄制组在现场，但利用这些素材编发新闻时，不同栏目或不同时段都有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说，虽然电视素材是单一的但角度是多样的。

而中国的电视台则完全相反，虽然在新闻现场的设备和摄制组很多，但编发的新闻甚至专栏节目都大同小异。也就是说，我们的设备是多套的，而节目的角度却是单一的。比如当《医疗事故管理条例》于2002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时，电视记者大多关心其意义，比如医院对患者权力的保障，而很少有人关注这部法规正式颁布以来医院和各地医学会都做了哪些准备，也没有新闻涉及医学会的功能与角色等角度。与半年前这个法则正式公布时的新闻报道相比，记者关注新闻的角度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当“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大多数电视记者关注的是这次大会的意义、规格、参加会议的数学家，而很少有人关注当时我国是怎样申办这次所谓数学奥林匹克会议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与谁竞争?竞争成功的原因?记者只关注***为两位数学家颁发费尔兹奖，而根本忽略了费尔兹是何许人也，这个奖项由来如何……我们的记者就这样习惯于报道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事实——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只是及格标准，优秀的记者不仅要看到事件的表层事实，更重要的是发现更多的不易发现但又是人们极为关心的事实。

今天，在一个台内，在一个频道内，栏目与栏目之间也在激烈的竞争。其实栏目与栏目之间最大的差别，不仅仅是获得事实的内容上的差别，而更是对于事实的评价角度和切入角度的差别，前者的差别已经越来越缩小了，后者的差别在实践中还没有被普遍地注意到。

 

殷殷情怀拳拳志

 

记者：2001年底，一场大雪造成了整个城区的交通瘫痪，许多媒体都做出了相关的精彩报道。而《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却缺乏相关反映。这是否为我们指出一个误区：焦点节目过于注重舆论监督，反而导致日常新闻特质的缺失。对此，您是如何反思的呢？

《十年》：事件发生后，我也在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几个曾经被业界称为“经典新闻节目”的、曾经表现出锐气、活力和敏锐判断力的栏目，居然变得如此迟钝?别人能做出《风雪夜归行路难》、《北京交通经受“雪”的考验》这样的漂亮文章，而我们的屏幕上为什么“大雪无痕”?中午，我打电话给《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主任、制片人们，我要同他们一道反思和检讨：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些个正当盛年的栏目在面对突发新闻时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冷漠和无能?我们如何亡羊补牢?为什么当“焦点”节目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超常发挥的同时，它的另一个特征——新闻性却在弱化?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遇有突发重大事件,《焦点访谈》是不会缺位的，如邓**去世、1998抗洪、中美撞机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和抗击非典等事件,《焦点访谈》都有出色的表现，但反观其日常节目中的新闻特质，你刚才所说的“北京大雪”是一个提醒，它不仅检验着城市应急体系，同时也检验着北京的新闻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反应意识和快速反应机制。

任何一个大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机构，对新闻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的深度报道是不可能由新闻消息来替代的，因为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总是有更多的细节和角度值得深度报道栏目去发现和挖掘。现在看来，日常的“焦点”节目在新闻性和时效性上的弱化，主要是主观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栏目表现出来的新闻迟钝，其实是我们在新闻敏感力上的整体缺失，“北京大雪”的缺位就是一个证明。

早期的《焦点访谈》是中国电视新闻快速反应的开先河者，但随着《新闻30分》和《晚间新闻》以及后来的《现在播报》的出现，“焦点”节目原先独占的这方面优势面临挑战，而且整点新闻栏目还具有“就近”及时播出、篇幅长短伸缩自如、全栏目内部调整、多个时段呼应配合以形成报道连续性等多种优势。而《焦点访谈》只能在晚上19∶38播出，一方面是黄金时段、高关注度带来的更高的导向要求；一方面是持续一天的信息披露之后，观众需要新的收视刺激,“焦点”只有更深地进入事实，才能不炒旧饭不落窠臼不让人生厌；《焦点访谈》还遇到很多操作上的困难：13分钟的时长，我们有多少事实信息可以展示?面对一般性突发事件，我们能获得多少背景信息向观众披露?

这些困难成为“焦点”进入新闻主战场的客观制约因素，但在激烈的竞争中,“焦点”节目越来越愿意选择回避。避战，可以解释为面对现实的无奈，但是竞争是残酷的，避战并不能保全栏目的体面，避战在观众看来就是意味着不战而败——我认为，这是日常的“焦点”节目新闻性和时效性弱化、快速反应能力衰退的主观的而且是主要的原因。

在那天下午的讨论会上，我说：“《焦点访谈》不能放弃对新闻的追求，我们要找回失落的新闻性。”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除重大新闻事件要“跟得上”之外，在日常节目中对老百姓关心的新闻事件也要反应迅速，不仅国内新闻如此，国际事件也应如此,“大雪”现象不能重演。从此,《焦点访谈》的“预警”能力明显提升，新闻性开始被强化了。新闻，只有新闻，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我们不能靠近新闻，就意味着我们在远离观众——这样的远离对栏目来说是危险的。            　　

记者：您认为新一轮电视改革中应如何体现“三贴近”原则？

《十年》：2003年3月1日起，作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我在中央党校接受一年制培训。在此期间，恰逢伊拉克战争、抗击“非典”等事件突发。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以观众的心态观看电视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加之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即使非业内人士也能预感到新一轮电视改革的来临。

200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强调：“要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这既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很有专业见地的提醒——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新闻媒体要反映群众的真情实感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就应该使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如果媒体按照另一套语言习惯说话，说的又是些脱离实际和生活的空话、套话，那么在传播的起点上就已经与受众产生了距离。

多年来，虽然几经改革，但媒体的语言表达方式与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还是两个系统，媒体的语言表达群众不愿意听，没有吸引力；而群众的语言表达在媒体看来又不符合某种习惯。在这两个系统之间，似乎需要翻译和解释才能沟通和交流。检索过去，自《东方时空》以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和《面对面》这些栏目中获得影响和好评的节目，每次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结果。十年前发端于《东方时空》的电视新闻改革，正是从改造我们的语态，或者说是从改变说话的方式开始的。更深一层理解，如果不是贴近而是远离实际、远离生活、远离群众，那么在信息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文化竞争力和媒体吸引力从何而来?如果缺少这种竞争力和吸引力，又何谈舆论安全、文化安全、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媒体责任?

刚刚开始的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进展如何、成功与否，无疑将取决于在电视形态和内容上如何贴近、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

记者：请您深入阐述在未来十年中您觉得中国电视将如何变化？

《十年》：别的节目我没有研究，在新闻方面，过去十年我们解决了新闻报道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报道和专题报道问题，如时效性问题，不仅追求“最快”，而且追求“同步”直播；此外，报道的丰富性问题，报道的深度问题也都有所解决或有能力和方法解决了。在上个十年中，特别值得总结的是解决了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问题，它改变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报道的认识误区。

上一个十年对电视新闻改革而言是一个报道的时代，下一个十年的电视新闻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析和评论的问题，要使其进入一个分析和评论的时代，这里面也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分析和评论的表达方式还有待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以报道的表达方式解决分析和评论的问题。另一个可能的变化就是正在探索的产业化运作。现在搞数字电视、付费电视、制播分离也不再是一个敏感问题。上一个十年里电视剧实现了产业化运作，在下一个十年里，除新闻之外其他节目也将探索实现产业化运作的途径。比如说付费电视，观众必须付费才能获得频道的使用价值，这就使电视频道更具有了“商品”特征，它如何运作的问题就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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