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杨正泉，1940年生，山东肥城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编辑、记者，担任过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台总编室主任，中央台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兼总编辑等。高级编辑。1993年4月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01年7月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党的十五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现为武汉大学新闻系、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

采访杨正泉老师前，我们深怀景仰之情：作为30岁上下的一代人，听广播是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进入青年岁月，《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事先了解到杨正泉是我们的老校友，是我们的山东老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事业发展的创新者。有了这些情缘，我们和杨老师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受益匪浅。他的为人处世、思路观点，既像1986年到1992年中央台改革创新的辉煌时期，招招领先，沉稳大度；又像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时代，步步为营，激情洋溢。

 

 

 

上学：艰难跋涉

 

    记者：您学的是新闻，又一直从事新闻宣传，您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从事新闻工作的简单情况？

    杨正泉（以下简称杨）：我的简历你们已经知道了。在我人生60多年中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上学，16年；二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0年，做对内宣传；三是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外文局，8年，做对外宣传；四是现在做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近40年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干一件事。

    记者：有人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和基本的信念大概是在12岁之前就形成了。您的家庭或是早年的事情对您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杨：这个问题真可以写一本书。我生在农村，我们家几代贫农，很穷，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时候吃野菜，吃树叶，凡能吃的都吃。不是吃一年两年，更不是现在尝鲜。当时对农村来讲还算可以了，至少还没饿死。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应该是最娇的。穷人家的孩子“娇”不起来，五、六岁时我就背粪筐拾粪了，下地挖野菜、拾麦穗、拔草、看庄稼，后来锄地、打辘轳，到20岁离开，什么农活都会干了。

    记者：那您是怎么上学的？我们听说您上学很艰难？

    杨：我上学比较晚，是济南解放以后，那年我8岁，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村有所小学，我二哥在上学，他的数学不太好，经常挨老师的打，他逃学，有时候一天也不敢回家。我父母就说“别难为他了”，可是已经缴了学费（几斤粮食），就叫我去顶替二哥上学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学习一直不错，就上下来了。几年后我二哥觉悟了，但年龄大了，只上完高小。

1954年我考上了肥城一中，在那里念完了初中、高中。学校离家八九十里地，每个月回家挑一次干粮，礼拜六中午上完课后往家走，走到半夜，家里先把干粮准备好，第二天挑着往回走。两天一百六七十里地，一少半是山路。脚上起泡，肩膀红肿，走不动啊。六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没有坐过汽车。一个月的干粮不好存放，分几种，先吃窝窝头，然后煮地瓜，再后来是煎饼、地瓜干，放着不容易坏。但还是长了好长好长的绿毛。

    记者：当时也能吃下去？学校没有食堂吗？

    杨：不吃怎么行。当时在校入伙并不贵，一个月只要六块钱，但几毛钱也没有啊。大炼钢铁时我大哥到肥城推炭，来回二百多里地，人家给他三毛钱叫他路上买水喝。他为了节省这三毛钱，自己带口锅，路上拾把柴火烧水喝，省下三毛钱给我送到学校去，还带去几块咸菜。最长时有50天我没吃过盐，牙床出血。在北京有好几个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前几年聚会时一位叫杜春贵的同学提起过去一件事：“你是我们班最穷的学生，高中毕业时老师找到我说，‘小杜我和你谈件事，杨正泉说他欠你三块钱，还不了了。他也不好意思和你说，让我给你说一下，以后他有钱了再还你。’”我现在的很多好朋友，有的是借给我钱，有的是吃饭时给过我咸菜，我一直感激不尽。你们会问解放以后怎么还这么苦啊？那是一段历史现实，生产发展有个过程，还有天灾人祸。尽管这样，我父亲经常对我说：“你上吧，以前咱村里那个大地主有钱有势供了一个中学生，还没上完就供不起了。咱是一个贫农，赶上了好世道，你上出来我高兴！不是好多人想上还上不去吗？”我父亲不识字，他困难，他知足。但我天天在提心吊胆，不知道书是否还能念下去。高中后期，高考前，父亲实在为难了，找到学校不让我再考了，供不起，因为我学习好，老师千方百计地把我留住了，才有了高考的机会。我上广播学院是靠助学金，一个月14、5元，吃12元，零花2、5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是一代人。今年政协会议上，《求是》杂志社社长高明光有一句话使大家都很感动。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党把我们培养出来的。我是四川山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没钱来北京，是组织上给了我27块4毛钱买了火车票到北京上学。这27块4毛钱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很有同感。

    记者：是不是那段艰苦的日子形成了您现在的性格？

    杨：你们看出来了。我就是这么个倔强的人。我这人不聪明，但能吃苦，勤奋，有股子韧劲。不能说与生活的磨练没关系。

    记者：您上学有什么志向？有没有想到将来做什么？

    杨：小时侯谈不上有什么志向。按照我父亲的说法是，认几个字，别吃亏。小学的时候老师出个作文题目《我的志愿》，这是经常有的题目。我的回答是当兵、当工人。因为我就知道这些，存在决定意识嘛。上中学时说，将来当专家、教授。专家、教授什么样？谁也说不上来，只是说说而已。

    人生观、世界观是上高小以后逐步形成的。到了中学，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上政治课时老师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者呢？学了《资本论》就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我想《资本论》是什么呀？就到书店去找。找到一看，嚯，那么厚一大本。

我就趴在柜台上一边看一边想，就这么厚一本，我要是一天能背两页，几年不就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吗？那时想的就这么简单。最后还是没买，买不起。后来知道了背下来也成不了，但我已开始接触和思考政治问题了。以后受教育多了，参加政治学习多了，才逐步明志。我56年入团，到了大学三年级22岁时入党。学习刻苦发奋，要求进步的愿望特别强烈、特别真实。

    记者：您怎么会选择新闻，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呢？

    杨：说来话长。我这个人从小爱听讲故事，听说书。农村小学一年放三次假，夏季、秋季和冬季。冬季闲下来的时候我到集上去听说书。一部《呼延庆打擂》一个冬天都听不完，我蹲在说书场上，冻得不得了，坚持听下去，有时候帮说书人收收钱。晚上说书的也到村子里来，为的是挣几个窝窝头。这么听着听着，就开始喜欢上了。白天去听，晚上给小伙伴们讲，还讲个差不多，绘声绘色的。后来就找书看，没书，不管是什么内容，找到什么看什么。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摆弄篇小文章，高中时还试着给肥城县报（不是日报）写个稿子，没有被采用过。不采用，也写。那时有个“很高的理想”，将来能当上个县报记者，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这样慢慢地喜欢上新闻了，所以一心想考新闻。

    记者：这与报考广播学院有关系吗？是不是受到听广播的影响？

    杨：那时候的新闻系就几所学校有，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人民大学，一个复旦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广播学院。四家招收新闻生，以广播学院招的最多，光新闻系三个班，近一百五十多人。当时不是为了好考嘛，广播学院又是新校，录取的概率就高一点，所以就报了广播学院了。必然中有偶然性。

    其实，那时候我一点也不了解广播，不知道广播学院是干啥的。在农村听不到广播，没有见过收音机，只有大喇叭，挂在树上，主要供生产队长开会或是发通知用，偶然放点音乐，广播点信息，我们叫它戏匣子。中学时校长屋里有台收音机像个大木头匣子，又大又重，我们也听不到。所以当时我就想，广播学院肯定也是个“大喇叭”，无非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那里轮流说话。我还想我是山东人，说话很难听，又不会唱歌，能行吗？结果考上了。在广播学院不仅使我初懂了广播，而且决定了我一生的坐标。我在肥城一中6年，去年是它建校50周年，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从这里走向未来，未来在这里奠基。”是肥城一中培养了我，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在一篇回忆广播学院的文章中说：“未来在这里奠基。”它确定了我一生工作的走向。我很幸运，学广播，做广播；学新闻，做新闻。像我这样学用一致一生的人还不多，我很满足。

    记者：听说您初进北京广播学院时还有一段插曲？

    杨：应该是一种新的锻炼。高考完后我就到肥城煤矿推沙子挣钱。录取通知书下来，我跑到学校给老师送信，老师高兴，给我凑布票做了一套劳动布制服（第一次做制服），给了我一张北京地图，告诉我到北京后先到天安门，然后再打听坐车（整个肥城一中才只有两个人到过北京）。我从永定门上公交车（不知道学院有人接站），车到历史博物馆时我脸朝东，我听不懂北京售票员的话，觉得他们说话不利落。车快开了，我回头一看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就急了，我想下一站不知道把我拉到哪里去了，我就敲门要下车。售票员说你早干什么了？就开了门，把我的行李咣当一下推出去了。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人怎么这样啊？下车后我愣了一会儿神，想算了，不坐车了，走。那时广播学院在真武庙，我就背着行李沿着马路往西走。走到闹市口的时候，大热天，槐树底下有位老人在那里卖茶水，我把包裹往地下一放，就着茶水吃煎饼。到学校报完名，我又返回来直奔故宫，因为我们家乡人不知道故宫但知道金銮殿，传的很神，嘱咐我一定要去看看金銮殿什么样。看了金銮殿后我买了北京市的十大建筑照片，给家里寄回去。嚯，在家里一直张贴了几十年。

    广播学院只有一座高楼。上了楼一个礼拜不出来，一切都在里面解决了。有些学生说没想到广播学院是这样，早知道就不考了，还不如我的高中呢！我高兴啊，这是高楼啊，吃大米白面，我对学院特别知足。来了以后准备“十一”晚上联欢会跳舞，有的城市学生穿着短袖白褂子，我穿着劳动布制服，满头大汗。一跳舞我就更傻眼了。排成两队，一队里圈，一队外圈，男女对着，行个礼鞠个躬，还得笑嘻嘻的。我那个窘啊！“十一”以后到东坝劳动，深翻地，有的干活就不行了，不会干，怕脏怕累。可这是我的强项。一个月后我受到表扬，选团支部时我是宣传委员，我的形象一下子改变了。你可以看出，人生路上有好多个偶然。

 

广播：执着追求

   

记者：听说您早就管中央台的宣传了？那对您很重视啊！

    杨：又是一个偶然。1964年我走进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1968年我28岁，走上了中央台的领导岗位，是毕业后的第四年，中间还有一年是“四清”。这都是时势造成的。“**”中老领导都被打倒了，群众组织成立宣传小组管全台的宣传。那时候兴叫“小组”，从中央**领导小组到各种小组，其实有的权利不小；领导班子叫勤务组，成员都是勤务员。叫我去当中央台宣传小组组长，管理中央台的宣传。

    记者：那是组织安排您管宣传的？

    杨：说来话长。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是造反派当家。文化大革命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有三个群众组织，其中两个是革命组织，我在的组织是一个，但力量很小，主要是出身好的和转业军人，中央台有400多人，我们才只有40多人，我是这个组织中央台的头头。1968年1月实行革命派联合，我们虽小，但是一方，与他们平起平坐。这样，他们在联合后的勤务组中的名额多，且占第一把手；我们名额少，占第二把手，那就是我。勤务组实际上是中央台的领导班子。虽然联合了，人家看不起我们，不服气，总想把我们给踢出去，到4月份就借口发难批判我们。从此以后，就办我们的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然后就没事干了。到12月来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工作（广播局是派驻最全的单位）。他们很重视阶级出身和政治面貌，知道我没事干，他们说“那还行，谁专谁的政”！让我回勤务组工作，可干什么呢？位子都被占满了。当时谁也不愿意管宣传。你们不知道，那时候宣传最容易出问题，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句话说不对，就被打倒了，一下子由革命派成了反革命，被揪出去批斗。诚惶诚恐。当时造反派愿意管什么？管档案，管调查，管批判，这是实权。军管小组和工、军宣传队把我安排在中央台宣传小组当组长，是代表勤务组领导宣传。另一派也做顺水人情，他们准备着日后看热闹。

    记者：中央台任务那么重，您是不是很吃力？

    杨：很难！你们想那时候不到50岁当不了主任。我28岁就当宣传小组组长，下面的组员都是原来的副台长啊、主任啊、老编辑啊。我去领导他们，这个变化太大太快了，各方面的准备都不足，但我愿意尝试，冒风险。我比较明智，谨慎对待，多学习，多请教，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有一次我去审听文艺节目，节目都要经过台里审听批准后才能播出，可我那里懂文艺啊。审听一首交响乐，他们让我表态，问我怎么样？有的专家说哪个小号慢了1/4拍。我一听傻眼了。别说1/4拍，差好几拍我也听不出来呀！显然这是给我出难题。我灵机一动说，我审查节目主要是政治把关，只管内容是不是对路，基调是不是健康，至于说录音质量好不好、演奏水平高不高，由你们来把关，出了问题你们负责任，我们各负其责。这一招还很灵，后来我很得意，一下子把我解脱了。你不知道啊，“**”当中的那个难啊！一会儿一个政治气候，一会儿抓一个什么“集团”，还有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林彪叛逃、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尤其是76年多少大事啊：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五运动”、朱老总逝世、毛**逝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全在这一年啊！给你们一本书看看（送《我与广播》），这一年全是大事情。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中央台在天安门转播，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由我在现场指挥，那可真紧张啊！所以我常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还怕什么风浪啊”。

    记者：您在中央台当台长时也正是广播转型期，听说您接连进行了四次改革？

    杨：1985年，我当中央台台长，形势逼人，不改不行啊！过去的宣传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过去是传媒不发达，现在发展快了，尤其面临电视的严峻挑战；过去的信息量少，现在的信息渠道多了，受众的选择性多了，要求也高了。形势变了，任务变了，竞争性强了，人的思想观念和要求不一样了，电台的宣传报道思想和节目设置必须跟着变。这是形势的要求。宣传一直是中央台的中心任务，一直是为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不改革怎么能行呢？但改革又谈何容易！中央台是个大台、老台，经验多，人员素质高，但观念旧，节目旧，船大难掉头。宣传改革容易，改革自身难，涉及许多观念和利益问题。要不，怎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呢？

    记者：中央台第一次改革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改革的原则和成果是什么？

    杨：1986年进行全台综合性的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在这以前也进行过部分改革，但没有进行过全台节目的调整改革。改革是以调整节目、搞好宣传为中心的机构、人事的全面调整，牵动着全台的各个方面。改革首先要定位准确，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区别于其他媒体，突出广播的优势；二是区别于其他电台，突出中央台的优势。中央台要想赢得发展、赢得竞争，必须按照广播的规律办广播，以优势取胜，以质量取胜，集中力量办中央台最应该办、最能够办好的节目。经过一年的努力，87年1月1日推出了《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等一批很好的节目。《午间半小时》这个名字很有新意，一般叫对农村广播、对少儿广播、法制节目、青年节目等。《午间半小时》是个中性名字，没有倾向性，也没对象感，起初有人不赞成。最后定下来就是给人一个新鲜感，好记，到午间就听这个节目。但节目的对象感不强，节目方针不好确定。中午是广播的黄金时段之一，为能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听，方针的涵盖面不能窄，内容应该是许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形式应是轻松活泼。《午间半小时》的方针最后确定为是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节目。新闻性就是不要脱离现实太远，主要不是在谈历史，也不是发布消息，而是谈听众普遍性关心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多采取述评形式，有事实有议论，设节目主持人；主持人的基调庄重而不严肃，活泼而不媚俗，幽默而不粗浮，有一定的文化品位。方针好定，但付诸实践、树立形象难。经过半年的时间很快得到听众认可，形成了名牌。同时办起了综合性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后来不少台都学这样起名字。中央台在这次改革中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布局：加强新闻，精办专题，搞活文艺，扩大服务；早晨以新闻为主，中午以综合为主，晚上以文艺为主。同时改革播音，使之更接近听众、接近实际、接近生活，朝着亲切自然、朴实大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现在谈起来很轻松，那时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上下内外的阻力大得不得了，真叫冒风险。

      记者：以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改革？重点有什么不同？

杨：是在全面改革基础上的重点改革。第二次是87年下半年进行、88年出台的以新闻为主体的改革。新闻是电台的形象代表，不在于新闻占节目有多大比例（一直占20%左右）。电台的本质属性是新闻舆论工具，发布新闻是主要任务。别看平时喜欢听音乐、学知识的人不少，关键时刻主要是想听新闻，关心的还是新闻。所以中央台改革的深度如何主要看新闻改革，而新闻又最不容易改，太敏感，主动权又不完全在自己手里。改革集中在增加信息量、提高质量、增强时效、提高新闻写作水平、改进报道方式和完善技术手段上。第一套节目设正点新闻，第二套节目设半点新闻，两套节目交替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增加对突发新闻和重大新闻的滚动播出；增加新闻的记者直接报道和口头报道；大部分新闻节目，包括《全国各地电台联播》节目，恢复直播。这是广播界新闻改革一次比较早比较大的举动。

第三次是91年出台的专题节目改革，对专题节目和文艺节目动手术。这两类节目占中央台播出时间的78%，影响比较广。改革的思路是充分用好黄金时间，便于听众收听和交流互动，发挥节目容量大、编排自如、容易办出特点、形成品牌的优势。针对当时的需要主要开设了青年、科教、戏剧和音乐等四个大型板块节目，设节目主持人，打破了几十年不变的节目模式和节目格局。

第四次改革起于92年，主要是对中央台6套节目相对分类，各自形成特色，比方说一套以新闻为主，一套以专题为主，一套是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一套是对台湾广播，一套以文艺为主，一套是调频广播等。这次改革没有进行完我就被调走了。总的想法是，通过这几次改革形成中央台节目的基本框架和布局。这种基本框架定下来，以后的改革在框架内调整。

记者：我们知道，当时中央台的改革在全国广播界还是比较超前的，对全国广播有什么影响和推动？

杨：当时有的地方台的改革走的也比较快，但作为对全国有影响的一个大台进行全面不停顿地改革，对全国是有影响的，这不仅体现在具体改革内容和节目设置上，更主要是在精神上起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具体地看到了广播的特长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让我作了改革的介绍。

    记者：您常说办广播要有一种精神，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杨：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自强不息。比如《今晚八点半》这个节目，86年改革的时候有些人不赞成设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晚上八点半是电视的黄金时间，观众都在看电视，谁还听广播？有人说安排了好节目也白搭。与电视争不如让，避开风头。我主张要争。全国这么多人，有人愿意看电视，有人愿意听广播，各有爱好；晚八点半也是广播的黄金时间，应该办出自己的名牌。让，就会失掉听众，就会让掉志气，让掉竞争的勇气。后来证明效果就是好啊！不要说许多人没电视机，有电视机的人家也不是都在看电视，何况广大的农村、边远地区和流动人口。把《今晚八点半》办成一个质量高的文艺节目，让听众放松放松，娱乐娱乐，听一台好戏，多好啊！

    另外，从87年开始中央台也搞起了春节文艺晚会，过去的春节是编排节目，现在是统一设计、统一组织、统一制作。第一个春节文艺晚会的名字叫《聊年》。当时也有人不赞成，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气候，得到中央的认可，我们何必另外再做呢？我说除夕晚上全国唱两台戏比唱一台戏好，他唱他的，我们唱我们的，全国这么多人，吃菜口味还不同哩，多一台戏总比少一台戏好嘛。第一炮《聊年》打响了，一下子轰动了！现在已多年延续下来了，每到春节做一台戏。当时在广播的低潮期，更需要振奋精神。办广播的要看得起自己，有自信，有勇气，敢于竞争。当然，不要蛮干。要从有利当中看到不利，从不利中看到有利，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

    记者：您对电台的创收与节目的关系如何看法？

杨：现在媒体是一种产业，许多媒体都把创收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学会经营，要摆脱一个误区。中央台1980年初开始作第一个广告，那时人们想不通，说“这是辱没了祖宗的事”。可现在有的处处先考虑增收，依增收设节目，甚至是出卖阵地，为增收而增收，而不是以办好节目带动增收。这也属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发达国家的媒体十分重视先办好节目，提高整体品位，以吸引受众来带动广告、带动收入。节目不好，媒体形象不好，没有人做广告，这是各国的一条基本经验。如果为了迎合商家而不惜损害受众，屈尊于商家赢得眼前利益，那最终损害了媒体，损害了受众，也必然影响经济收入。这是个误区，是恶性循环。媒体创收不能急功近利，要多下工夫提高品位，形成特色品牌，谋求长期发展。广播是大众传媒，要立足大众，多办与大众关系密切、大众喜爱的节目。实际上一个电台不要多了，摸准了办出几个名牌就不错了。

记者：各种媒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电视，您看广播将来如何发展和提高呢？

杨：我简单说点历史。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延安新华台时功率很小，影响范围也很小，但是它可以“进入”敌占区，只要看看那些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就知道电台的影响了。除了工具本身的特点，主要是广播的内容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传达的是光明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初期，首先是广播发展快，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国土大，人口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广播就更重要。这个特点有些国家是没有的，至今这种基本状况也没有完全改变。

广播要发展，优势要发挥，主要还是一个认识和精神状态的问题。据我所知，许多国家更看重广播，电视台都可以是商业台，而广播不全是，尤其是对国家级广播电台管理很严。原因就是电视这种手段受到技术各方面的限制，环节多，反映比较慢，比较容易控制，而广播传播快，操作方便，便于收听；电视台有更多的娱乐性，而电台更多的是政治性，所以在关键时期严格控制的是电台而不是电视台。如1976年抓“四人帮”时中央派耿飚等人接管的不是中央电视台，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把中央台的直播间控制起来，然后把重点新闻节目控制起来。也许有人会说，那时电视还不发达，我认为那不是个特殊现象。

另外办广播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中央对“**”已经做了结论。那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红火”的时期（广播的内容电台无法掌握），成了最先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人们收听信息、能够影响全国行动的唯一媒体。报纸出报晚、发行慢，电视规模小，影响面不大。人们认为中央台的广播代表是中央的声音和政策，各地电台都转播，他们的新闻节目要和中央台对头条，宣传报道和中央台对口径，节目设置和方针都效法中央台；形势变化非常快，一会儿一个政治行情，所以领导要听、群众要听，造反派更要听；中央台播出重要新闻都事先发预告组织收听，然后是敲锣打鼓**游行。它一方面说明那时广播的威力大，也同时说明这种状况是极不正常的。

“**”后，随着改革开放电视迅速崛起，广播受到“冷落”。这时候出来一种理论“广播将被电视代替”，甚至“广播将从此消失”。针对这种情况，198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电视的发展与广播的前途》，在《新闻战线》上发表，提出广播不会消亡、不会被代替，而且还要发展？原因是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每一种媒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他有一种别的媒体无法代替的作用。报纸、电视和广播都有自己的强势和弱势，谁都不能包揽一切，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相互弥补而成为一个整体。1986年我到美国考察了一个月，美国电视那么发达，广播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是什么原因？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广播和电视各有特色，都有自己的受众群，谁都不能代替谁。他们说，年轻人爱看电视，中年人以上爱听广播；一般人爱看电视，文化人爱听广播；看电视图热闹，听广播陶冶情操。有的人还有专门的爱好，他们就爱听音乐（比电视效果好），锁定在音乐台，回家就打开；二是广播要想发展必须摸准规律、转变观念、进行改革，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说广播不存在了是不对的，说广播不需要改革也是不对的，那就真的可能消亡。我国媒体发展了，群雄割据、相互竞争是一种好现象，不能以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来对待正常的事物。实际上，即使说电视再发展，现在中央台的听众还有好几个亿，依然是世界上听众最多的电台啊！为这么多人服务还不值得、不光彩吗？能够为他们服务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失落感的心态现在已有很大的转变，但仍需要调整，以便集中精力谋求自己的发展。

    记者：您经历了许多磨难，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件具体事和感受？

    杨：最集中地反映是毛主席逝世。1976年9月9号下午四点钟，播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简称《告全国人民书》）时出了大差错。我是管宣传的副台长在一线指挥，那个“天大的差错”可不得了啊！把“毛**治丧委员会名单”播成了“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了。当时在场的人全傻了，台内许多人都跑到节目播出间来了，国内各地打来的电话不断，有的省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要中央查一查中央台有没有“5、16”分子搞破坏，国家公安部派人来调查，台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外边传闻说我被抓起来了。因为在当时那种忙乱之中没法查清楚是谁的差错，也不能追查，弄得人心惶惶。我管宣传，我承担了责任。我说：“你们不要紧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责任我承担了！你们继续做好工作。”然后我就向局领导汇报、检讨去了。当天晚上11点，召开全台干部会，我痛哭流涕地做检讨。这事很快汇报到姚文元那里去了，这件事与姚文元有关。是在播出毛主席逝世“告全国人民书”后用了6分多钟哀乐，是历届领导人逝世时最长的。姚文元打电话说六分钟太长了，他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的，应该短一些。为了改短，改成三分多钟的，在忙乱中有人拿来了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录音带，出了这么个大问题。对这一差错姚文元表现的很反常，过去都是气势汹汹，这次却说：“把下边的宣传搞好，不要再出差错了。”他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呢？我琢磨：一是这事与他有关系，不想把事情闹大；二是他担心会继续出问题；三是他准备秋后算帐。主要是后者。过了没几天粉碎了“四人帮”，我以为是个解脱，没料想又出了新问题。“四人帮”过去肯定要控制电台，那么谁是他们在电台的代理人呢？杨正泉啊！要不，姚文元怎么会把他“保”下来呢？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此，就一直认定是我出的差错，到1979年才弄清楚，给我纠正过来。因为犯错的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一直不敢承认。我承受了4年的重大压力。这是后话。

    9月18号的“毛**主席追悼大会”由我现场指挥，这是对我的信任，可我非常紧张，因为有“前科”，要再出点什么问题这还得了吗？当时我们转播组做了精心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转播顺利，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转播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但终究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从来没有想到的事，终生难忘！

    记者：我们听说1989年“六四”时候您的压力还要大一些？

    杨：从来就没有那么大过。我说过文化大革命都经历了，还怕什么啊？再大还能怎么样（声调非常高昂）？可“六四”不知大了多少倍！文化大革命再乱，毛主席一句话就静下来了，都得拥护，不管真的假的，一下子都统一了。“六四”时候统一不起来，上面有两种声音，外面有压力，内部有造反的，真是“上下、内外交困”！我从来没想到新闻工作会是那么难！那时候别人可以超脱，可以旁观，可以**，其它工作和生产可以停顿，甚至报纸早一天晚一天出报都可以，广播不行，处在是风头浪尖上，一分钟不能停，几秒钟也不能停，你必须坚持全天正常播音，中央在注视，全国人民都在听着，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记者：那您是如何把握安全播音和导向的，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杨：在声音不一、众说纷纭的环境中，要靠你对全局的把握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校学新闻学只是个入门，是一种引入，给你一个写作、采访、编辑的基本原则，但不能用这些去套生活，而恰恰相反，要用大量的丰富的新闻实践去验证新闻理论。新闻学主要是实践学，能在瞬息万变中把握得体，这就是一种本领和艺术，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事例？

杨：“六四”前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间不断变化，是难熬的两个月。开始一段媒体导向掌握比较严，后来中央有了两种声音，学生一绝食，气氛顿时紧张，新闻界内部出现了分歧，新闻媒体开始失控，有的开始报道绝食，有些新闻工作者也走**头。5月17、18、19号是中央所有新闻单位失控最严重的三天。失控失在哪里呢？在总书记那里，他把报道放开了，基调变了，他认为看来学生是为了改革，是担心我们的改革进行不下去，这不是动乱；报道可以放开一点吗，放开一点也没关系。这样以来各个新闻单位都放开了。但是新闻界内部认识存在严重分歧，邓**定的是动乱，总书记认为是促进改革，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对？到底该听谁的？一系列的问题提出来了，中央无人做出解答，宣传报道出现了混乱。有的媒体抢先放开了，这对其他媒体形成很大压力，外部的内部的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对领导。中央台有的节目也放开了。听众反应强烈。中央台甘肃记者站给我打电话说，兰州街上贴出一则“失物启示”，说谁如果能帮助他找到，他就送给一件最贵重的东西——收音机。收音机脱销，买不到了，当时抢购啊！有的听众给我来信说：“杨台长，我们现在不听****了，****又远又听不清楚，现在中央台比****还****！我们不听它的了！”我非常震惊！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扭转这种情况。最激烈的是“六四”前后几天，电视播音员不敢出图像了，不敢报名字了，播音基调变了。中央台的播音也变了。如何处理这种紧急复杂问题，新闻学上是绝对没有的，新闻史上也是绝对没有的，要靠你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既要坚决，又要有耐心和细心。实践是最锻炼人的。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各种媒体和新闻界都做了充分的表现，所有的新闻手法都充分展示，新闻理论和队伍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对新闻教育是一所大学校，对新闻研究是一所丰硕的宝库，可以引申出许多启迪后人的结论。

记者：您讲了许多压力和困难，新闻工作者也有自己的乐趣，您体会最让您高兴的是什么？

杨：压力、困难和乐趣是连在一起的。你最满意的是在你胜利地完成了一次大的宣传，是在你完成了一件事情时有自己的创新。那时你会觉得非常得意，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比如中央台的几次改革。谈一件具体事。中央台搞过一个系列报道《重唱创业歌》，通过典型事例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重唱创业歌》里除了现场音响还配了一些音乐，增强了效果，受到听众的好评。在学术界评论时，广播学院曹璐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但有的说配上音乐后不三不四，既不是配乐广播，也不是录音报道，对此有争论。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能归到那一类体裁就归进去，如果归不进去就算是一种创造，是广播的一种新体裁。最重要的效果是好的，听众认可，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我很得意我的这种认识。

记者：我们知道，您到莫斯科参加了北京申奥，申奥成功那一刻一定是永生难忘的时刻吧？

杨：在北京申奥中外宣工作占有很重的分量，我作为申奥领导小组的成员参与了外宣工作。当然，由于负有责任和付出，又是在最后决胜的现场，国内外众目睽睽，对申奥的成功，既有与全国人民同样的感受，又有一种别样滋味在心头。对申奥中的对外宣传国际奥委会有着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应该说北京市和有关方面做得很出色，有两件事更是难以忘怀的。一是在申奥中北京一路看好，进入决胜阶段时西方舆论开始集中围攻，他们离开申奥的宗旨，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怎么办？要不要还击、如何还击？经申奥领导小组反复研究，决定采取高姿态，表面不予纠缠、不动声色，坚持申奥宗旨，努力做好工作，防止误入他人圈套，同时发挥我国社会制度协同作战的优越性，由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有针对性地加大正面宣传和批驳的力度，致使围攻舆论没有成为气候，很快偃旗息鼓。二是为防止在莫斯科最后揭晓以前，西方舆论出其不意地提出爆炸性的问题，我们做好了各种准备和预案，同时密切注视着国际舆论的动向。后期发现，他们集中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发动了进攻，我们当即采取主动姿态，表明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灵活态度，刘淇同志修改了自己的陈述稿，作出承诺；在记者招待会上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记者做了集中突出的报道，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主动和广泛支持。当听到北京胜出时，我们是情不自禁，彻夜难眠。

 

外宣：走进新天地

 

记者：您是那一年离开中央台的？您愿意离开广播吗？

杨：1993年4月。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副主任，做对外宣传工作。开始我不愿意去，我学的是广播，做的是广播，太对路了。我说我走进中央台这个大门，就准备从这里退休了，哪儿也不去了。中央台是国家电台，是世界上听众最多的电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能不能作好中央台的工作，我已经是诚惶诚恐了。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去，我就表了个态“服从组织分配”。他们说那就这样吧，接着又说“你兼管一管外文局吧”！我说外文局是什么单位啊？外文局离中央台不远，我又是搞新闻的，竟然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他们说：“外文局也是搞对外宣传的，出版发行对外书刊，有5000多人。中央台是个大单位，我们担心从小单位去的领导摆弄不了，你去没事的。” 服从组织分配不讨价还价，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就试试吧。从此步入了外宣。

一到外文局我就傻了眼了，外文局有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中国报道、中国文学等30多个文版的杂志，有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新星出版社、朝华出版社等11个出版社，还有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和北京外文印刷厂等，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啊！而且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国外很有名。西城这一片全是，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北京西部有个外文城。我到外文局的第一次讲话自报家门说：“我是从中央台来的，我告诉大家，我不懂外语。”全场大笑！哪有外文局的领导不懂外文的啊？

    记者：您在中央台主持普通话大奖赛不会普通话，您在外文局又说不懂外语，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

    杨：是这样。人生有很多巧遇。有时候很怪，有点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我普通话不好，考了广播学院，办广播了，还多次主持中央台的普通话大奖赛。人家用普通话比赛，我用山东话总结，弄得哄堂大笑。我在学校学的最差的一门就是外语。高中设了外语课但没有外语老师，找不到。等高中快毕业了，才从我们附近的农村找到北京大学的一个老的毕业生，都七十多了，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会英语，就教我们，学了一年多。上了大学还是学英语，老师是个印度共产党党员，叫拉玛尼，他英语讲的特别好，也特别尽心。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喜欢。我上广播学院不久，广播局专家举办春节联欢会，他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之后又叫我去跳舞，可我哪里会跳舞啊，就坐在旁边看。我是说他特别重视我，可我就是英语学不好。后来我明白了，主要原因是学习目的不端正，认为学了没有什么用，中文还学不好，学什么外国文？毕业以后很快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放下了。十几年以后又兴起了学英语热，我也想凑凑热闹，可是我已经担任领导工作，没有精力了，学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成了我终生的一大憾事。也许就是因为我外语不好，把我分配到外文局去了（笑）。那把壶不开提那把，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外文局跟广播电台不搭界，差的太多了！把我分配到报社去也有道理，对不？不管怎么说，当外文局的领导不懂外语，搞外宣不懂外语，总是个很大的缺憾，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

      记者：您不懂外语是怎样进行领导和管理的？

杨：这是个大题目。外文局的前几任领导有几位是外语专家、外宣专家，是学者型的领导，对业务非常内行，对外宣传、翻译都是第一流的，但管理不是他们的长处，要叫他们抛开长处来管人、管吃喝拉撒，处理各种矛盾，不是他们的强项，时常陷入矛盾之中，也影响了身体健康。后来用他们的长处，弄翻译、写文章、参加学术研讨，作用发挥了，身体也好了。我说我不懂外语，他们说就是懂外语也只懂一门，有几十种外语谁都能懂？我认为，做一个领导主要是掌握政策、出点子、会管理，会团结，能调动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政治就是把人团结的多多的，把反对的人减的少少的。怎样才能做到团结人？要从政治、事业、感情上团结人。政治上领导要有主见又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有容人之量。事业要有发展，大家有事干、有奔头。发展是关键，这句话一点不错。好多人误认为靠钱多少调动积极性，那不完全对，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使每个人觉得活的很充实，自己人生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尤其是对年轻人，要在工作和业务上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施展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事业没有前途，再怎么讲也难以留住人。领导也应当讲感情，时刻想着人、体贴人，该严的严，该宽的宽,都是出于关心、爱护。作出成绩要鼓励，没出问题前要防范，出了问题要宽宏大度，让人心情舒畅地在你手下工作。人不能完全靠强制管理，要启发一种自觉，相互信任才是重要的。当然对外宣对书刊我不熟悉，需要学习，但也不完全外行，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是有区别的，但有很多共性。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和外文局一呆就是8年。在新闻办分管过书刊、国际、西藏、人权和网络宣传，学到不少东西，初懂外宣，还交了一批朋友，很有收获，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

记者：您由内宣转到外宣，两者比较您有什么感受？

杨：我在做内宣时不太注意外宣，总觉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外宣了解后，才深切地感受到，内外宣传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以不完全相同的方式共同服务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任务。搞好外宣很有学问。外宣是一条很有特色、很有发展前途的战线，尤其是在我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时期，就更显得重要而迫切。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而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记者：我们对外宣接触不多，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外宣的发展情况？

杨：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需要国内和国际两个条件。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外宣传自己，想方设法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所实行的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支持，为革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路易斯·斯特朗对延安和解放区的采访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宣的任务是配合外交，向世界介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外宣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了国家的外宣指导和管理机构，大大推动了我国外宣事业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对世界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一方面说明外宣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也为外宣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外宣与内宣的不同，也就是外宣的特点是什么？

杨：我们说的外宣主要是指新闻宣传舆论的对外宣传，如新华社的对外宣传部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4、9频道、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新闻社、各地外宣机构和媒体以及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等有关网站，全国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专业的外宣体系。除此以外，应该说我国的各个方面、行业都在做外宣，通过他们与外国的交往在介绍中国，我们把这叫作“大外宣”。什么是“大外宣”？就是举国外宣、全民外宣。这是我国外宣的一大特点、一大优势。我们既要把外宣做到国外去，也可以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做外国人的工作。外宣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对象中也包括华人华侨。一般说，外宣的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如果全面地阐述，我认为，应该是三句话：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恐怖主义。在这里，维护国家利益是对外宣传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原则。

介绍以上情况是想说明，由于外宣与内宣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目的，决定了对外宣传的许多特性。从宣传内容、时机的选择到宣传的角度、方式以及所进行的国际舆论斗争等，都必须讲究对外的针对性，适合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十分讲究宣传和斗争的艺术，力求达到好的客观效果。这大大增加了宣传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研究的兴趣。对外宣传是一个新的领域，有许多研究的新课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我国更多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对于外宣的研究和发展日益迫切，而且这种研究和发展对于对内宣传的改进也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现在内外有别的时空界限越来越模糊，对内宣传也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也应该有意识地强化外宣意识。

我国的对外宣传近几年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互联网用于外宣，解决了长期难以解决的在国外落地和进入主流社会的问题。但我国外宣依然是个薄弱环节，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事业发展、质量提高、效果增强；需要真正按照外宣的规律办外宣，不能照学照搬对内宣传的做法。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在调整自己对外发展战略，非常重视对外宣传的作用，尤其是美国，本来舆论力量已经够强大了，近几年又连续做了两次大的调整，加强了领导，加大了投入。我国的外宣，无论规模、投入和影响，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国地位和责任，都相距甚远，应该而且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一是加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协调；二是研究制定外宣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大做强；三是建立和健全外宣体制，形成全国合力；四是建立灵活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五是扶植重点媒体，加大外宣投入和人才培养。学习十六大报告，结合宣传工作，有两段话我感触最深：“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同样适用于宣传，而且应该是改革和促进外宣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记者：您现在做人权发展基金会和人权研究会的工作，又是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外委会副主任，您准备做些什么？有没有提案？

杨：三句话不离本行，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现在思考准备提案，进行调查研究。现在比较超脱了，应该着重从宏观上提出一些建议，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时考虑。

记者：能不能先问一下，您研究的是哪些方面的？

杨：第一是对外宣传如何加强的问题；第二是如果主动宣传我国人权的进步和改善，在人权舆论斗争中如何进一步加强主动性；第三是如何进一步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我们共产党过去非常善于利用非政府组织。现在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军；第四是如何进行具体的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我们有许多抗日战争纪念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许多英雄模范事迹和名人故居等，要充分利用来进行形象的而不只是理论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会好得多，许多国家都在这么做；第五是如何在全国进行人权问题的普及教育，这件事应该有意识、有领导、有计划地做起来，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建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好多国家都这样做了。这是个很庞大的计划，要一件一件、一步一步地去做。

记者：关于人权问题现在很多人提到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和城市农民工，他们的人权是否就有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我国人权的发展趋势如何？

杨：这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上和政协委员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提案和解决办法。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是同步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各种措施和保障，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都是人权问题的基本内容。我们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都包括这些方面。生存权是基础，发展是实现的保证。现在对生存权的理解存在着不一致，国外有人说生存权主要是指温饱和物质生活的保障，现在中国小康了，生存权问题解决了，就不是首要人权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低水平的，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以上你们提到的几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我认为生存权不只是物质生活问题，它的核心是个生命权问题，只有有了生命才有生存，才能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现在的战争威胁、恐怖主义和环境威胁等使世界许多人都面临着生命权问题。所以生命权和发展权不仅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也是世界习惯内的基本人权。党的十六大把我国人权建设提到新的高度，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全面提高。我还注意到，在维护和提高集体人权的同时，也正在更加尊重和提高个人人权。

比较：中西新闻观

 

    记者：您几十年从事对内对外新闻宣传工作，我们想知道您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看法。有的人更看重外国媒体，对自己的媒体有许多意见，你如何看待？

    杨：我长期有一种感觉：“外国人如果了解中国，他就不会说中国都不好；中国人如果了解外国，他就不会把外国说的一切都好。只有那些不甚了解的人才容易走向一端。”我研究过外国媒体，他们对新闻本质的真实理解与我们没什么区别，只是有意做了掩饰，彼此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报道和运作方式。

    记者：您能不能进一步阐述一下，“他们对新闻本质的真实理解与我们没什么区别”的涵义是什么？

    杨：西方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有360多年的历史，磨合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舆论宣传制度，彼此协调一致。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他的政治、法律和舆论宣传制度又巧妙地掩盖着这个实质，总是以“人人平等、自由”全民的面目宣扬自己。例如，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明确提出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发展是主要保障。美国只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强调自由、平等，不承认公民的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他们认为财产私有是天经地义的，不属于人权问题，所以美国迟迟不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没有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哪有政治权利的平等？同样，在新闻理论上他也是虚伪的。美国有识之士心理明白，新闻是有倾向性的，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他们所标榜的那套完全“独立”、“客观”、“自由”理论不是自欺而是欺人。但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漫长时日，他那一套被公民接受了，与之有关的法律和新闻理论也被接受了，形成了被公民认可的思维定式，而对与之不同的理论却视为异己。

    从新闻的本质来讲，我们的理论是真实的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经得住各种考验的。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最新的有力证据。美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新闻实践否定了自己的无倾向理论。不只是表现在战争报道中，如在“9、11”事件、航天飞机爆炸事件中，在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和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唱的是一个调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现在有一种说法，新闻报道没有客观，只有公正。认为不可能有客观，都有倾向性。对同一件事件你选择这个事实，他选择那个事实，你这么报道，他那么报道，怎么客观啊？而都对自己的报道认为是公正的，因为它反映着自己的看法，“公正”是带有倾向性的。“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当然我认为客观也是存在的，客观中也有立场观点，事实会说话，即使是完全客观事实的报道也不例外，这种事例比比皆是。新闻如何选择报道事实？我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即是利益原则 ┼ 新闻原则。各种各样的利益，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利益，有目前的、长远的利益，有个人的、集体的、集团的、党派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等等，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种种利益与新闻原则的结合，构成了不同的选择事实标准和报道方式。西方媒体不否认而且强调利益原则，利益原则与倾向性有区别吗？

记者：那么，中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在哪里？对我们有没有借鉴作用？

杨：我认为，中西方媒体对新闻本质的认识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我们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公开申明新闻宣传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而西方媒体有意掩盖了它的倾向性，尤其是政治倾向性，其真实用意被假象包裹着。另外，我们的新闻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新闻的表达和运作方式上过于直露，比较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和运作；西方的新闻理论是虚假的，但他们的报道和运作方式是巧妙的，比较善于运用新闻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来管理和运作。许多人看到的是新闻运作方式而不是实质，容易错认为我们的新闻是不好的，他们的新闻是好的，造成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差。这也给我们一种启发，如何更好地运用新闻规律和特点。

记者：您能不能展开谈一谈？

杨：比如，中外公认“不讲政治的新闻是最讲政治的新闻”。资产阶级记者对政治的理解比我们领会深、融会贯通，比我们会利用新闻宣传做工作。你看哪有资产阶级记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没有；哪有资产阶级记者天天写文章歌颂、宣扬资本主义的？很少，而是渗透在大量的报道事实之中，口头上不讲政治，只讲新闻特色。那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真正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了。你们已经发现，美国两党经常互相攻击，甚至揭露总统的丑行，但并没有揭露资本主义本身，这只是党派利益或集团利益之争。美国媒体认为反对政府领导人不是反对他们的制度，把一个无能或违背了国家利益的领导人赶下台，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他们是很注重“政治家办报”的。他们对新闻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事前必须受到严格的新闻训练，必须符合媒体的方针，如果你违背了就被解聘。他们不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处罚，而是用解聘的办法达到政治选人的目的。第三，他们严格“政治把关”。媒体通过编辑（编辑比记者权利要大）、通过老板层层把关，决定稿件的取舍，还有一些明里暗里的手脚，不动声色地把宣传报道纳入他的政治体系。问题在于，这一切都是以新闻运作的掩饰下暗箱操作的，而在明里却标榜“独立”、“客观”、“公正”。

与西方媒体比较，我们对新闻特点的认识和把握有待深化，我们的报道和运作方式有待完善。如，政治家办报是指导原则，不是一种报道内容和表现形式，更不是把政治都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通过新闻报道自身的特点表现出来。如果政治表面化，这不仅是一种偷懒的、简单而无效的宣传，甚至效果完全相反。如：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善于用事实说话，等等。我们总感到新闻宣传的艺术性太差、宣传味太浓，关键就在于我们对“政治意识”没有消化，与新闻的特点没有交融。比如，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只要如实地报道各种事实就足以说明了，没有必要加以“大力歌颂”和“渲染”、“造势”，应是强调“集中”或“积极”报道，强调如实地“介绍”、“说明”中国。那种外在的“渲染”、“造势”的结果，增强了主观色彩，质疑其客观性，弄不好把真的也弄成假的了。我们的宣传色彩不必是红皮红瓤的萝卜，不要是红皮白瓤的萝卜，应该是绿皮红心的“心里美”。另外，我们应该改进我们的管理和运作方式，主要按照新闻的规律和特点管理新闻，用立法管理新闻。

                    

互联网：亲历新媒体

 

    记者：您是怎么管理网站的？我总觉得新闻界不管有什么动向或有什么新的媒体出现，您都会有所涉及的。

    杨：是“逼”着搞起来的。我这个人一看技术的东西就头疼，没耐心，包括吃药的介绍我也很难有耐心看完，知道一天吃几次、一次几片就行了。我对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拒绝倾向。但是就巧了，中国网是由国务院新闻办1997年1月1日创办的，起初设在外文局的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属于我的分管范围，我被动地参与了。国家把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交给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由新闻办赵启正主任管，他对互联网很感兴趣，也很有研究，思路很活。但他的事情太多，让我来协助他，后来我就分管了，一步步地把我逼上去了。要我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互联网。我外语不行叫我当外文局局长，我不懂技术让我管互联网，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只要干的事不甘心马马虎虎。后来逐步对互联网有些了解了，对上网有些兴趣了，但对网络技术还是不行，好在主要是管规划、管网络宣传。我庆幸的是我没落伍，从传统媒体到新生网络媒体都经历了。虽说不上精通，谈不上专业，至少不是太外行。我是跟着时代潮流走过来的。

    记者：您在任时是网站发展比较混乱的时期，您认为网站要不要管理，怎样进行管理？

    杨：我国互联网最早源于94年，后来发展较快的是96、97、98年，但这是杂乱无序的发展阶段，各种网站铺天盖地涌上来，都不成规模，都没有雄厚的资金，而且不管是新闻网站还是商业网站、不管有没有条件都上新闻，这就造成了互相转载、内外链接、制造假新闻等等的混乱局面。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中国特色，经过调查，我国有80%多的网民主要是在网上看新闻，这和国外的网站不一样，他们的商业发达，看新闻的网民只占25-30%左右，其他是网上购物。我国的各类网站都靠新闻打品牌，吸引网民，造成了宣传上的极度混乱，所以才开始下决心进行管理。但国内外有些人说，对网站不能管理，也无法管理，因为网站本身是无序的、竞争的，而且一上网就是国际性的，一管理就会出事，特别是外国人说我们压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什么都来了。到底该不该管？能不能管？怎么管？无先例可循。我们认真作了调查研究，认为任何事物、任何媒体都必须而且能够管理，无规矩不成方圆，不管理能发展吗？管理不是管死，是保证健康有序的发展。经过反复调查研究2000年11月7日颁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哪些网站能登载新闻，哪些不能，经登记批准。这一法规起了重要作用，使互联网的发展走出了管理混乱和宣传混乱的误区，进入到健康有序发展的阶段。

记者：您认为网络媒体在宣传上的特点和所处的位置如何？

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同与不同是由不同的载体

所决定的。网络媒体容量大、时效快、互动性强和无国界，是区别于其它媒体的主要特点，但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它也不可能超越媒体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新闻宣传上，必须遵循宣传报道的基本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我们把网络媒体现在存在的种种问题，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最终是以质量和特色取胜。人们是追求真善美的。从2001年的“两会”报道开始，网络媒体正式进入重大宣传报道的行列；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宣传进一步确定了网络媒体的位置，不仅参与了对大会的直播，而且整个报道很成功，把握比较准确，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网络媒体是大容量、时效快，与民众有着广泛而直接互动的多媒体，其前景不可限量。

记者：网络媒体今后如何发展？

杨：现在新闻网站的发展有了足够的数量，其实这类网

站不在多，而在规模、在质量、在特色，形成知名品牌，我们知道的世界知名网站有几个？如果我国有一、二个世界级的新闻网站也就不错了，尤其是在我国的对外宣传中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现在我国几大新闻网站已有了一定规模，新闻的时效性加强了，有了一定的信息量，初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互联网面临着在国内和国际的激烈竞争，应抓紧做大做强。做大是指发展规模，采用最先进通讯技术；做强是指网站的宣传质量和特色，吸引网民。做大做强才能在竞争中争得生存权、主动权。

记者：网络新闻有什么特点？今后需要哪些改进？

杨：网络新闻信息量大，不受版面和播出时间的限制；上网简单，时效快，几乎与发生的事实同步报道；少综合，多是一事一报，便于阅览；标题鲜明，语言明快。今后需要改进新闻版面设计，更明快清晰；把众多新闻分类，方便各种不同需要网民的选择；增加深度报道，加强舆论引导。深度报道有一定难度，有人认为不能做，其实网络媒体应该做适合自身特点的深度报道。最急迫的是对网络新闻从业人员的培养，网络新闻有自己的特殊要求。有的新闻网站，特别是可以登载新闻的商业网站，学过新闻、会搞新闻的人太少，尽管他们尽职尽责，但他们的思路上不了轨道，没这种经验，难免不出问题。各个网站都要设法办出特色，不要雷同，不然一百个网站与一个网站有什么不同？就象几十种报纸的头版从标题到照片都是一样的，人们为什么要订几种报纸啊？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面临的国际竞争？

    杨：我国网站面临着WTO后的竞争。我国的其它媒体不让外国人涉足，但互联网是准入的，而且规定经过三年以后可达到49%的份额。这就是说我国互联网要在国内与外国进行面对面的竞争，他们有雄厚的资金，有强大的技术力量，有管理经验，有比较巧妙的运作方式，这就不简单地是个比例关系问题，谁具有吸引力谁就能占先，谁就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我们应制定新闻网站发展战略，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抓紧时机做大做强，增强竞争力。

 

体验：直言媒体

   

      记者：您在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您有许多的经验和体会，我们想请教您几个其他问题。请您谈一谈如何做一个新闻单位的领导？

杨：这个题目太大，一言难尽。新闻宣传工作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始终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天“诚惶诚恐”尤其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是一次最实际的考试。我只想强调一点，宣传无小事，新闻没有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是实践的学问。我记得1985年评定新闻职称的时候，全国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突然提出来新闻没有“学”，不能参加职称评选。因为构成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都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都要有特色的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他们觉得新闻的理论不够，所以不能评高级职称。当时新闻界很是震惊，开始奋起研究理论，最后还是争下来了。实际上新闻学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但更重要的是实践。新闻基本理论就那些，但与实践结合起来，就丰富无穷，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新闻无官，重在实践。你看新闻界的官最没架子，从记者、编辑到领导，摸打滚爬过来的。新闻瞬息万变，光靠原则指导不行，不参加实践就把握不住新闻的脉搏，就没有发言权。新闻“官”的本事在于随时能够准确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像“两会”报道、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重大报道，只有在第一线才能指导宣传。

    记者：您在电台当领导时间最长，您是怎样参与宣传？

    杨：广播电台的头绪太多。报纸可以把住版面就行，广播一天有几十、上百个小时的节目，那能都审听啊？但重大选题和重点节目台长要过问，要审听，对重点新闻要直接参与，对全台的宣传情况要了如指掌。电台那么大量的节目，加上技术原因，特别担心播出差错，成天提心吊胆，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我当台长的时候，越是人家闲的时候我越忙，如节日放假，大家都要听广播，听好节目。象现在放七天假，就要提前做出七天的专题、文艺节目来，而且随时注视着新的情况，准备更改节目。等假日松下来时你就该生病了，病好了也就又该上班了。出个门都要告诉电台值班室我去哪里了，有事好找，那时没有手机，电话也很少。每天凌晨被电话惊醒，《新闻报摘节目》汇报准备上哪几条新闻，一个早晨打两三次电话，把全家吵醒。我练就了一种本事，拿起电话不迷糊，放下电话能入睡。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杨：总的讲，我们要求新闻从业人员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好。同样是这么几条，不同的时代赋于不同的内涵。我想强调搞新闻工作一定要学好政治，这是几十年最深的体会。政治不是一种说教，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映，是与报道融为一体的灵魂。除了报道政治问题、热点问题，报道经济等国内、国际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治立场和观点。写一篇稿子尽管技巧很好，如果政治上把握不准就是废稿。不光我们，在商业界、经济界比我们还注重对形势的分析。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会不会带来石油涨价；我们“两会”开了，新的领导人和领导班子的政策走向如何？然后确定他们的投资方向。他们关心政治是为了经济利益，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新闻是反映政治最敏感的部位。走进新闻单位适应工作的快慢，工作能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对政治和政策的熟悉程度，这是搞好新闻工作的基础。我想在这基础上再着重强调几点：

    第一，一定要学好外语。外语不好是我一生中的遗憾，吃亏大了。我的外事活动很多，时常出国采访，得到的只是第二手材料，都是别人翻译过来的。到外国处处感到新鲜，有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都可以供报道和研究。1983年我去民主德国半个月，回来写了20多篇文章，德国驻华大使馆非常吃惊，每一篇他们都收集，我成了他们使馆的贵客了。如果我懂外语肯定能写更多，包括对新闻学的研究。外语是新闻工作的翅膀，没有好的外语现在已经寸步难行，将来呢？

   第二，一定要懂通讯技术。过去通讯技术和新闻是分家的，我们采访时专门有技术人员背着机器录音操作。现在不只是合二为一、而是合几为一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他们的电视记者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我们分工很细，一件事好几个人做。将来是复合人才，要求素质更全面了。

    第三，要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记者要敢于竞争，敢闯。过去我们的记者太斯文，太矜持，似乎都把自己当成官员，在采访场合西服革履，整整齐齐，不敢提问。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我记得“**”后最初恢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在民族饭店），我去过多次，也是恭恭敬敬地听，记下来整理发表，不让提问，自己也没想提问。现在不同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放开。记者是对问题最敏感、最敢于说话敢于闯荡的人。香港记者和外国记者就大胆的多，有时采访中他们靠不到跟前，就蹿到别人身上，把话筒从他人的头上伸过去，有的把鞋脱了站在沙发背上把话筒伸过去，有些是年轻的女记者，完全不在乎形象如何，争到新闻是最主要的。当记者脸皮薄不行，反应迟钝不行，抓不住要害不行，要敢于善于提出尖锐问题。现在我们新闻事业已与国际接轨，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要造就世界名记者。

第四，做一名有特色的记者。记者也要有特色，在某一领域有独特的研究和见解，有自己的风格。比方说做经济记者，就要好好研究一下经济金融问题，能够非常敏感的捕捉到问题，有独特见解和预见性。这是很厉害的记者！做政治记者、法律记者也要有真知灼见。如伊拉克战争，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成问题，只是早晚的事。等把伊拉克拿下来后，它站在台上，成为焦点，那是它最难受的时候。要在前、中期报道时预见到后期，这就与众不同。记者要有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新闻工作是流水性的工作，作品随着时间而逝去了。只有有特色的东西才能够留下来。

记者：美国说是在攻打下来之后马上就从伊拉克撤兵，您怎么看？

杨：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实用主义。美国不想走，他有他的目的，但要陷进去，恐怕到时候他想走都走不了。伊拉克怎么会完全听他的？怎么会接受由别人控制的政权呢？他必须在那里扶植。但它的即定目标是要改变阿拉伯、改变伊斯兰，这谈何容易？将来会陷进去的。所以现在如果写篇这样的分析文章，就有独到之处。在众人都在人云亦云的时候，你要有独到之处，就是“高见”。

    记者：说到独到之处，过去推出过一些典型，有的不久就过时了。您如何看待典型宣传呢？

    杨：典型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我们成功地推出过各方面的典型，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录、王进喜等，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他们鼓舞了一代或几代人。

    我观察了几十年，有的典型是不成功的。原因是树起的典型往往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或有意拔高，距离实际和群众太远，可敬而不可学；有的对典型的要求又太全面，太苛刻。比方说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的特色是艰苦奋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顽强拼搏，大寨没有错。你如果树立一个艰苦奋斗的典型是对的，但结果也成了卫生典型、教育典型，成了全面的典型，偏了。如果一个典型成为全面典型它承受着何等巨大的压力！全面典型也就不是典型，没有突出的特色。大寨本来不是那样，是给硬加上去的。比方说陈永贵，如果不是叫他到中央来当政治局委员、到国务院当副总理，而是要当一个劳模的话，呱呱叫啊！你叫他出去接待外宾，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怪谁？他不具备这个素质，人家是劳模的典型嘛。典型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才是大家公认的；典型是有血有肉的，大家才能学。现在不是在恢复雷锋的本来面目吗？雷锋更有血有肉、可亲可敬了，更具生命力、影响力了。

我们对待典型也要辨证。典型是属于某一时期的，新时期出新典型。要求典型是永远的、全面的，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要求一个成功的典型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长远的，这是对的，但不多。但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要求，有一个时代的典型。一个典型由后来的新典型代替了，这也很自然。他只要对历史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就应该肯定。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分析、看待某一件事物，是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或是阻碍作用而予以肯定或否定，不应该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历史、苛求古人。如果我们用今天评判昨天，后人用明天评判今天，那会把历史搞的面目全非，甚至会是非颠倒，永远无所遵循，也就没有历史了。

记者：您认为我国新闻宣传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或改革？

杨：我国新闻宣传成绩突出，新闻理论正确，上面讲了。对于存在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是宣传和实践脱节，有些报道的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报道中虚的多，实的少；重复多，新鲜的少；宏观多，具体少；篇幅长，新闻信息量少。第二是新闻管理、体制和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是几十年一贯制，现在实行的基本上是解放前或初期党对新闻的管理方式，应适应新形势运用新闻自身规律来管理新闻；应该立法，依法进行管理。第三是还不善于从群众的角度报道成就，报道群众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少，多是宏观地自上而下的报道。比如，报道一项大的工程和建设成就对国民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这是必要的，但是给老百姓会带来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而这些是他们更关心的问题。第四是没有真正体现以民为本。对群众经常遇到和思考的问题及时进行正面引导和解释不够，给人以回避、脱节、相距太远的感觉。比如，对教育问题、学费问题、育儿问题、医疗问题、下岗问题、农民工问题、就业问题等，要敢于直接面对，站在他们当中进行具体引导，不是只在旁边、更不是站在他们之上说话。说话要说真话，说话要说如何做的而不只是规定，增加可信度和吸引力。第五是要认真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比如，我国的经济报道如何遵守国际规则，又维护我国经济利益？现在宣传报道的传播界限内外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但内容和口径上如何准确把握？如何把国际规范与责任感和警惕性结合好，把内容的中国化与形式的国际化结合好，把对内与对外宣传报道的意识处理好？

    记者：您对成立媒体集团有什么看法？

    杨：这是个发展趋向。成立媒体集团有利于把媒体做大做强，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竞争。但这是媒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由各媒体彼此需要的自愿结合，其中的纽带是共同发展和彼此的利益。只有对各方和未来的发展都有利，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翻牌，也不是人为的捏合，“捆绑不能成夫妻”。 我们有过不少历史教训。

 

结语：回到开始

 

    记者：您今后有什么打算，能透露吗？

    杨：从2001年5月我退居二线，这一年我老伴也退休了，她也是学广播、办广播的。我们商量着好好计划了一下，以休息为主，适当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也许是惯性的作用，我现在脑子里经常有点想法，有想法就想写出来。比如这次“两会”报道就很有特色，比过去务实，这也是一种新走向；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前进了一大步，放开了，与国际在接轨，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是开创性的，让观众随时了解战争的进展和舆论的反应，增强了爱国主义，反而有利于国内稳定；再者我对正面宣传为主有个新的理解，正面宣传为主不光是宣传正面的内容，主要是看你的宣传是否收到了正面的积极的效果。有人说我只宣传正面的东西，不宣传**的就是正面宣传了，不一定。宣传正面的东西可以带来**的效果，宣传**的东西也可以得到正面的效果，关键是看客观效果是不是正面的。总之有些题目时常闪现，欲罢不能。

    另外，做新闻工作几十年，经历过几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和许多大事的宣传，想写一点回忆文章。走过几十年的新闻路，既是个人的成长史，但又不完全属于个人。这样一来任务太重了，生命有限，不知能不能如愿。我比你们还紧张，在家里也忙的不得了。

    记者：如果您有机会重新选择，您还会做新闻工作吗？

杨：我现在还是喜欢新闻喜欢广播，但是按照我最初的本意喜欢搞文学，是想通过新闻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没想到上了新闻这条船就下不来了，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现在再搞文学也不行了，整个是新闻思维、新闻语言和逻辑，与形象思维不一样，满脑子的政策、口径，成了习惯，回不去了。要我自由选择，重新从头开始，我还是喜欢做新闻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文艺，我觉得文艺创作要自由得多，自己的个性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

记者：您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您有个什么感触？

   杨：第一是如愿。从小喜欢新闻，后来考了新闻，一辈子从事新闻。第二是幸运。要实现愿望没有条件不行，我赶上了个好时代，有了党和国家为我创造的这个好环境，才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可能。第三是用心。有了条件和机遇我没有懈怠，使我想做的事基本都实现了。我选择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宣传工作也选择了我。我走的道路是顺利的，顺利并不是平坦无垠，但终归是走过来了。人生追求无怨无悔，心满意足。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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