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四十来年的广播新闻工作，最难以忘却的是记者生涯。在当记者期间，经历了许多事件，交往了不少朋友，虽然时光流逝，岁月无情，二三十年过去了，有的朋友已经作古，有的事开始有点模糊，但总有这么几件事和几位朋友却叫我难以忘怀。下面记述的仅仅其中三个经历。

妇女队长

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曾经在江西农村见习采访。那个时候强调记者采访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

当时，我为了采访一位妇女队长事迹，我除了采访村里的领导和农民（当时叫社员），从外围了解她的故事后，我想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就决定跟她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总之她到那里我就到那里。

　　那一天，她带领女社员下田插秧。说实话，我这个上海人，从来没有插过秧，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跟着她，卷起裤腿下了水田，在她旁边学着干，她笑着边说边做教给我，特别是看到我拿秧的手势不准确，就手把手的教，一来二往，我很快就学会了，但速度很慢，而她很快就到了田头，只见她转身就走了。当时太阳很毒，我又没有草帽，晒得我头晕脑胀，真在发愁。突然，妇女队长出现在田边，并大声叫我过去，我还以为我把秧插坏了呢，到了田边，她把一顶斗笠载在我的头上，还笑着叫我站着别动，只见她弯下腰，用手猛击我的两条小腿，我一看，可真吓了一大跳，原来四条手指那么粗的蚂蝗（据社员说，这是专门咬牛腿的牛蚂蝗）正牢牢地咬在腿上，经她这么几下拍打，蚂蝗一条条都掉了下来。她对我说，不怕不怕，莫事的莫事的，你们城里人肉嫩，这东西就欺负你们。后来，她又给我一个装着水烟水的小瓶，她说，如果发现蚂蝗咬你，千万别用去拉它，越拉它往里走，你只要用这水烟水点它一下，它就跑了，不会再咬你了。在这以后，我还跟着她挑大粪浇菜，喂猪打扫猪圈，跟着她学习编竹器以及看她做妇女的调解工作等。半个多月下来，我从她身上既学到了一些劳动技巧，更学到了做人和处事的道理，并且写成了一篇人物通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了。对这篇通讯，我自我感觉虽然不是很优秀，但却是有血有肉的，妇女队长的形象是丰满的。

遭遇洪水

　　现在只要一听到某个地方发生了洪水灾害，我都会想起我的这段经历。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们在江西赣南采访结束，乘坐长途汽车从赣州回南昌。江西每到那个时候雨水很大，因为是山区，经常会突然山洪暴发。

这是一个大雨过后的一天。当时，我们采访组的七八个人同其他三十多个乘客坐着一辆陈旧的汽车在山间的公路上慢慢地上坡和下坡。突然，坐在车后面的一位乘客大声叫喊起来：“洪水来了！”话音未落，我们就听到从车后面的公路上传来了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司机一听，立即说是山洪来了，洪水比车跑得快，大家快下车上山逃生吧，而他则开着空车飞快地开往前面的大桥上停着，并甩下一句话，“明天我到广昌县接你们。”

我们四十多个人刚爬到山顶，只见公路那头，洪水像一堵高和宽都十来米的水墙，轰隆隆地沿着公路排山倒海一泻而来，公路前面有一辆卡车想往山上爬，大概司机一看来不及了，只好弃车而逃，卡车一转眼就被洪水淹没了。

我们四十多个乘客中，男女各半吧，除了我们采访组成员外，还有劳改农场的警员、村乡干部、采茶剧团的演员和农民，年纪最大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她还带着个六岁的小孙女，等等。大家在汇聚在山顶上商量怎么才能最安全地走到广饶县。这时有人说，是党员的站出来，接着党员们就临时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小组会上推举劳改农场的二位警员为总指挥，由他们安排行走路线和人员的分工。我们采访组都是年轻人又会游泳，就叫我们在前面涉水探路，后面的人就扶老携幼，相互帮扶着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水中慢慢地往前行走，遇到水太深的地方就上山。快到中午时，大家就在山上吃点干粮，有的人没有干粮，不用说话，同行的人就会送上自己的干粮。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却就像一家人一样，没有争吵，没有埋怨，只有相互关照，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手携着手（因为水很急，怕被水冲散了）往前走。就这样我们时而上山爬坡，时而下山涉水，在两位警员的带领下，到晚上八点左右，终于到达县城。县委的领导把我们四十多人全都接到招待所住下，还吃上热呼呼的米粉。这一夜虽然很累，但我睡很踏实。

第二天一早，长途车的司机把车停在招待所门口，说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我们可以上路了。一路上，我们只见两边的树上挂着衣服、木盆、家具、死狗死猫什么的。司机说，你们看这洪水有多厉害呀，你们一路没有出事真是万幸！

　　遭遇这场洪水，虽然很偶然，但是我们四十多位乘客能够如此井然有序地闯过了这场灾难，能够如此相互信任友好地团结一致地战胜了如此凶猛滔滔的洪水，却并不偶然。因为群众相信共产党，因为群众间最有真情。后来，我把这段经历也写成一篇通讯，算是对这段经历的纪念。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段经历，心中总是热呼呼的。这段经历使我更坚信：人民是最可贵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记者只有时刻心中装着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记者。

朋友和老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电台领导的安排下，我与其他三位记者编辑到青岛国棉五厂蹲点采访。在那里近二个月的时间里，我结交了一批朋友，他们中有干部和工人。其中记忆深刻的有厂党委书记郭绍义、厂长刘如意，还有党委办公室的赵志刚和王平，还有当时的年轻的纺织女工宋爱琴和石瑞娟等。现在，他们中间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调到市里工作，有的调离本市了。

当时，我们的采访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我是在车间劳动时认识了石瑞娟和宋爱琴的，她们在劳动中告诉我许多有关纺织的知识和操作技巧。而在跟赵志刚和王平的接触交流中，我又学到了许多有关纺织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特别是跟郭书记和刘厂长接触和交流，他们把我当成孩子（当时我才二十来岁），经常结合工厂的实际情况跟我讲解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等等。这些都使我以后在写新闻的时候心中有数，头脑很清醒。

在近二个月的采访结束后，我跟他们都成了好朋友，同时我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而国棉五厂则成为我作为记者工作的“根据地”。我经常到厂里去，找郭书记和刘厂长，不是为了采访，而是跟他们交流，从他们那里了解纺织工业的发展趋势，党的新政策在贯彻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以及近期职工的思想与生活的动态。这些对一个记者来说是最为宝贵的。

从国棉五厂的蹲点采访后，我还在二轻、化工、轻工等系统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根据地”，在那里都有我的朋友和老师，我随时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新的信息、新的新闻线索，新的基层动态。所以，一旦有新的报道任务，我都能及时地完成。

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我几十年做记者的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