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在我们广播电视领域内，有人大力提倡娱乐化，这种浊音甚至波及到新闻，谓之新闻也要娱乐化。无怪乎打２００５年８月起，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就说：“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抵制低俗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然而，到２００７年此风依然很甚，重庆电视台的《第一次心动》节目被叫停后，又有广东电视台的《美丽新约》再次被叫停。之后到当年９月，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强调，“一些节目低俗、庸俗、恶俗”，“损害了广播影视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要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抓紧抓好抵制低俗之风工作”。接着９月５日广电总局四川、成都四个电台停产播有关性节目，９月１３日又有湖北、湖南、广东、贵州、海南５家电台１１套广播节目被通告“问题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９月１９日总局禁令宁夏、江西、山西有三个电台因继续播出低俗节目而是被责令停播。９月底又发通知要求全国彻底清理检查广播电视违规播出的涉性下流节目。之后，这股泛娱乐化的风才稍有消停。

当时２００６年十月前后，沿海某城市广播电视学会的一期学刊，竟然顶着广电总局多次下文抵制低俗化的禁令，依然堂而皇之地假借学术研讨之名，开展所谓“新闻娱乐化”的“探讨”，在一期之内所发表的五篇文章都在鼓吹新闻娱乐化，尤其是“编者按”咄咄逼人，其势汹汹，不可一世，似乎在号召一场“战斗”。他们为了证明这个理论如何“现代”，如何有“创新”意义，字里行间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特别是还“引经举典”，加以说明，但不料却因此而露出破绽，很可笑的是，竟举美军侵略伊拉克时一条由美军媒“创造”出来的“抢救女兵林奇”的假新闻为例（可见作文者之无知了），认为它是最具新闻娱乐化色彩的范例。之后该学刊遭到批评后，仅仅发表了一篇批评者的文章和转发了另一篇有关谈新闻娱乐化的文章，并没有继续系统地组织批判这种被它鼓吹的新闻娱乐化论调，于是这场所谓的“研讨”丑剧便匆匆落幕。

问题真的解决了？应该说不是的，其流毒甚深甚广。据说，以至于到２００７年，当地的广播电视节目里就先后都出现了各类政治问题，遭到受众、有关领导尖锐的批评，甚至被中宣部点名批评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热衷于节目娱乐化、热衷于新闻娱乐化，表面上看是追求收听率和收视率，实质上是利益趋动的结果，是钱在作怪，并为了使之合法化，便编织和鼓吹这种娱乐化的理论来欺骗人，来造声势！当然，虽然新闻娱乐化的祖宗是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报人普利策和赫斯特创造的，现在则无非是被戴上“创新”这顶时尚的帽子，实质却不过是当年的一个变种而已。

那么为什么它又能如此不断地流传呢？最起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广电人缺乏承担广播电视的文化责任之故！他们以娱乐的规律来替代新闻的规律，新闻节目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创新”：什么主持语言一味的“快”，快得口齿不清，吐字模糊，听不清在说什么，还美其名曰“快嘴”；甚至还在播新闻的同时设置一个小动物，或者画外音，用当地的方言与主持人对话，插浑打科，搞笑，甚是低俗；它们还追求新闻内容要刺激、猎奇、搞怪，说什么新闻要强化“编辑功能”，要求把新闻编成“故事”，称其为“新闻故事”，实际上就是对新闻素材添油加醋地编造成有“味道”的故事，搞“克里空”而已。他们想以这种噱头，吸引人，争取所谓的收听率和收视率，以赢得广告商的青睐。

然而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它们如此肆无忌怠地践踏新闻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新闻的权威性、真实性、可信度、公信力统统丧失殆尽，日久天长，新闻节目就会失去一批又一批的受众。

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制造垃圾文化，它确确实实会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和语言作风，尤其对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影响最大，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影响他们健康地成长。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坚决地抵制、彻底地批判它，让这些垃圾文化乘虚而入，乃至泛滥，就势必形成极坏的顽固的低俗的文化氛围。势必会影响一代人。这就很危险了。

种种实例证明，“抵制低俗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因此我们广播电视人一定要从思想上牢固地树立先进文化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承担起这个先进文化责任，决不怠慢，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抵制节目低俗化、新闻娱乐化，完全彻底地把低俗化、新闻娱乐化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这是我们广播电视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当然，广播电视承担文化责任不仅仅要抵制和肃清低俗化和新闻娱乐化的流毒（虽然这是当前很紧迫的一个任务），还有更重要是：

要着力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泼清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我们伟大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歌颂为这些成就献出青春年华和聪明智慧的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的功迹，发扬他们的高尚诚实的道德风范和开明科学的品格，弘扬他们艰苦奋斗、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营造干干净净、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真善美的文化氛围。以正压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

（写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