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市化进程对心理类栏目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闲遐时间的支配越来越趋向独居的小环境。人口流动、工作变化中人们必须面对的种种困惑，使人们的精神常常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和疏导，极易造成个人亚健康情绪及亚健康心理的出现，日积月累，由此而诱发的社会矛盾和恶性事件触目惊心。“马加爵事件”尽管是个案，但他却给社会和公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层次思考。有专家称，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生活压力和心理问题的困扰给大众生存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的威胁，将远远大于生理疾病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人类都市化进程，伴随着19世纪末期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都市化发展和传统农业社会在欧美国家解体，大量农民、移民向城市迁移，形成了缺乏历史感和归属感、被细密分工严重异化了的“大众”群体。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消解了传统人类社区的关系纽带和情感生活，情感疏离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1]

都市化进程作为人类情感疏离的诱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规模的增长，扩大了作为城市生活特征的“社会距离”（主要指精神距离）。第二，都市社会的极度分工，打碎、分割了社会生活的同一性。第三，个人有机会参与许多不同的社会圈，但没有一个社会圈能完全支配他的忠诚。在这种状态下，个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随之增长。与此同时，人们把分离的、孤立的、表面的感知和行为模式当作习以为常来接受，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中。于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谈生意，再没有共同兴趣的事情可交流”。[2]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都市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目前，中国人正在体验西方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曾经历的物质、精神相分离的社会心理状态。国家卫生部曾公布一组数字：中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即每10万中国人每年有22人轻生，估计还有不少于200万人自杀未遂；约3000万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

面对喧嚣的都市，社会的情感疏离最终将转化为个人的心理矛盾，进而影响人情、亲情，演变为个人的情感危机。“渴望交流”却又“无处倾诉”，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旦积累成为强烈的心理诉求,人们便会打破常规，寻求解脱的方法。在人们渴望心理交流和沟通的这种社会需求下，广播电视和网络心理类栏目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

二、心理类栏目的基本元素

根据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传播包括三个基本元素：传播者和接收者、传播环境、传播内容。对于心理类栏目而言，其基本要素相应包括主持人、心理专家、当事人、环境、话题。

1.主持人

节目主持人是在电子媒体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体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3]主持人是形成一个栏目自身独特风格的最重要元素。心理类栏目主持人应当承担三种角色：其一，虽然主要处于当事人与心理专家之间穿针引线的位置，但本身也应成为一个深谙心理学知识、能够较熟练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判断问题的学者型主持人；其二，应成为现场的组织者，一方面要主导节目，引导话题，另一方面，要用自身的亲和力，拉近当事人和心理专家彼此间距离，为栏目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其三，主持人是媒体对外的传播者，其主持风格和水平，直接影响栏目的收视率。在心理类栏目的实际操作中，学者型主持人、组织者和传播者是三位一体的。协调、使用好这三种角色，在主持过程中平稳流畅地转换，做到不留痕迹，对主持人来说十分重要。

2.心理专家

心理类栏目成功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心理专家的选择。选择的专家必须具备国家统一的资格认定。如果来自大学，一定要具备心理学教授资格，如果来自医院，则必须有“心理学资深医师资格”或是“全国心理咨询师培训资格”。

3.当事人　　

当事人的选择是心理类栏目成功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当事人作为节目的主要交流对象，其谈吐和观点直接影响栏目的质量，因此，在选择当事人时应考虑的因素：一是当事人的个案是否具有社会普遍意义，能否引起社会关注；二是当事人在节目中能否顾及交谈的话题和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一味地表现个人；三是当事人思维是否清晰、是否具有一定的口才，包括说得是否有逻辑、有道理，语言表达是否简练、清晰。

4.环境　　

心理类栏目的谈话环境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相协调。对参与心理类栏目的当事人来说，其要诉说的事件可能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因此，选择环境时应强调简单、私密，无空间距离感。环境选择上应把握一个原则，即：尽可能拉近谈话环境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

5.话题

心理类栏目的话题选择，应该是多元思维后的结果。它不是针对某些现象泛泛而谈的心理节目，而应该具体分析、解决当事人的困惑、矛盾，其话题应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公众，通过个案解决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三、个案启示

1.《心理访谈》

《心理访谈》是全国第一档现场个案访谈的电视心理栏目。栏目以个案出现的心理压力、心理危机、心理困境为切入点，探讨出现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应对的方法；从心理科学的角度，以通俗的方式在大家有相似经历或能产生共鸣的故事中，帮助人们认知自己的情绪、心理和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方法和建议。

栏目创作者认为，心理压力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栏目的设置着眼点不是在“病”或“问题”上，而是做在“压力与健康”上。涉及的问题诸如体育赛场上面对失利时的心理调整、中高考落榜时的心理危机、单亲家庭的孩子逆反心理、爱与被爱中的相互理解、频繁跳槽的心理惯性、因恐惧社交而引发的酗酒习惯等。涉及的生活领域诸如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恋爱问题、婚姻问题、职场问题、压力与减压、网恋、睡眠障碍、自杀现象、梦解析、预防犯罪和犯罪心理分析等。栏目紧紧围绕预防不良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的积累爆发、围绕如何塑造一个积极快乐、向上健康的“我”这个目标而进行。

2.《情感方程式》

《情感方程式》是一档以人生情感及两性关系为主题的节目。它巧妙地将综艺节目的娱乐元素融入到严肃郑重的访谈中，在亦庄亦邪的交流讨论之间将话题背后的深层情感问题表现出来，引发人们的严肃思考。普通人自己叙说，专家评点剖析情感历程，明星到场亲身见证，主持人穿针引线，场内场外联结情感网络。这一形式是年轻一代观众对这档节目情有独钟的原因。

3.《江城夜话》

《江城夜话》是武汉电视台精心打造的本地区首档深夜情感倾诉、私语、心理咨询类专栏节目。该栏目让参与节目的当事人倾诉苦恼，分散郁闷，并从主持人及嘉宾那里得到良药；而观众朋友则通过别人的经历，感悟到情感生活和心理生活的脉搏，找到现实生活的参照，从中获益。节目以平实的视角体现了平民特色。平民的感觉、平民的心态、平民的语言，给众多观众提供了平等倾诉沟通的平台，对那些徘徊在情感边缘、需要帮助的人们，给予开导和分析，让他们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

从以上个案分析中我们感到：心理类栏目不但应给普通人提供一个倾诉、交流的平台，为受众与受众，受众与媒体之间提供一个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途径，而且也应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可靠的环境，让人们可以发泄他们的愤怒、失败或是不安的情绪。“当事人经过倾诉交流,有利于缓解消极情绪,正确面对现实。从社会传播效果看,这种大众化说故事的方式,透析过程,疏导阻塞,缓和冲突,寻求问题解决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化解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起到稳定人心,为社会解压或减压的隐性调节作用。”。[4]

四、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走向

1.主要问题

一是高水平心理类栏目主持人才匮乏。新闻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队伍的急剧扩张，带来的是高水平人才的严重匮乏，其对心理类栏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心理类栏目质量不尽如人意。

二是心理专家的选择缺乏标准。一些节目制作者在选择“心理专家”时缺乏应有的慎重态度。 有的制片人认为，作为嘉宾出场的心理专家，“只要言论不过激，上镜形象好，能给大多数观众带来可信感就够了。”至于专家身份的认定，则不做考究。

三是港台心理“伪专家”潜入荧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心理类电视节目比内地早生了近十年，内地电视人在选择专家时，由于缺少经验，很容易被口若悬河的“伪专家”蒙蔽。“专家打假”已经成为内地电视心理类栏目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是受电视媒体相互模仿的冲击，栏目风格手法雷同。在我国，电视栏目之间的克隆模仿现象严重，特别是当某个新推出的栏目走红时，其他的电视媒体就会蜂拥效仿。电视心理类栏目自然逃不出这一怪圈。

五是心理类栏目难以达到心灵深层次的沟通。美国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其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经常在节目中讲她自己，甚至包括她的隐私。她总是设法令她的观众和她一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进行深入灵魂的交流。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受众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心理类栏目就将面临困境：如果沟通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不能实现深层次的真实，那么，节目质量难以提高，生命力难以持久，而达到了这种真实，又要担心社会是否能够承受以及会有怎样的负面影响。[5]

2.发展走向

一是心理类栏目的某些形态（如情感交流与心理咨询）之间的分野将逐渐模糊，所涉及的内容将更加广泛，同时，通过谈话与沟通疏导压力、分析解决问题，将成为心理类栏目的重要形式。

二是既懂心理学又懂节目主持的“复合型”人才将在心理类栏目崛起，从而增加心理类栏目的深度与厚度，杜绝“伪专家”混迹其中的现象，并因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公众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取向，使人们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并由此延长栏目的生命力。“目前，美国最著名的电视心理节目《菲尔德博士》，主持人菲尔德本人就是心理学权威，这档节目播了10年依然很受欢迎。”选择心理专家型的栏目主持人，这是中国心理类栏目的发展趋势。

三是新的传播媒介和新的传播技术将直接影响和介入心理类栏目的发展，使其双向性、交互性特征获得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渠道，与此相配套的法制管理与行业规范将更加健全；传播者在意见性传播方面的主流地位将继续保持，其“把关人”角色将更多地体现在对信息(特别是意见性信息)的选择加工与传播上。

所有的节目形态都是一定技术基础上社会心理的反馈，在直播卫星电视和网络技术大力发展、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人的心态处于不断调整状态的今天，心理类栏目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这个前景将不再是用量的积累所能支撑的，它需要从最初抢占空地的阶段，进入到人们社会心理的切实满足阶段，使心理类栏目真正成为传播信息、沟通情感、慰藉心灵，最终实现公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靳翠萍：《新闻记者》 2006年第12期

[2]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社1994年版

[3] 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4] 高卫华：《媒介化社会的情感倾诉及其传播效果———报纸“倾诉类”栏目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5] 何东：《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