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杂志在刊载2003年十大假新闻时，有个特别说明，说的是：非典肆虐期间不少权威传媒的报道严重失实，“这些新闻和事实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应列入假新闻范畴，甚至还有望被评为2003年度客里空最假新闻奖”，但由于它们“都是依据权威新闻源而发稿”的，造假的板子不能打在媒体和记者身上，因此，拟“报请有关部门授予‘2003年度假新闻特别荣誉奖’”（见该刊2004年第一期）。

评选专家们的这番处理当然不无道理，被动造假比起主动造假来，其造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要逊色许多。不过，既然它能荣获“特别荣誉奖”的提名，個中三昧倒也很值得回味和深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权威新闻源”的影响、支配或干预，能够获得“特别荣誉奖”提名的假新闻实在不少。且不说政治运动中那种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式的报道，且不说“大革文化命”中那种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式的报道，就拿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年代的经济报道来说吧，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山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生猪一天长肉十四斤……诸如此类神话般、昏话式的“新闻”就曾大量充斥在我国的“权威传媒”上面。编造此类谎言的记者和媒体不能说全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大多也有“权威新闻源”作为依据的，而且这种新闻源的“权威”一度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谁要敢于有所怀疑或异议，那就不仅是炒鱿鱼、丢饭碗的问题，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问题，试问谁敢把自己当作鸡蛋朝石头上去碰呢？凡此种种，今天的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但是翻翻几十年的旧报纸，或者，读读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新闻》丛书，就会知道此假真的不假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们熟知的古训。历史是不该忘记的，不仅不该忘记，而且要牢记在心、引以为鉴，时刻温故而知新才是。可惜的是我们有些人就不大在意这些历史，不仅不在意，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淡化甚至掩盖某些令人痛心的历史。于是，某些历史现象就不断以新的面目、新的形态在新的年代重现。在社会生活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这种情况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非典期间的失实报道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不妨再举个文教界议论颇多的例子。这几年我国高校接二连三地合并，说是为了“做大做强”、“争创世界一流”，声势颇为浩大。笔者所在之处，就把分布在大城市东西南北方向的几所本已进入“211”工程的高校，统统合而为一。如此“做大”以后，校区分散，层次增多，领导远离群众和实际，管理问题多多，人事矛盾重重，教学科研大受影响，师生员工怨声载道。笔者曾同一家中央报纸的记者站站长谈起，是否可以作些调查，即使不发报道也不妨写写内参，以期下情上达。站长答曰：不好写，上头有指示，这方面的事情一概不写。笔者又曾同省委机关报的文教记者闲话过此事，据对方说：这所大学的校长、书记经常同我们打招呼，要我们多关照、多包涵，弄得我们很为难。记者们的这些话，不禁令人愕然、怅然。而在不得报忧的同时，报喜之声却不绝于耳，每到需要检阅“阶段性成果”的时节，某些媒体就会刊出诸如“某某大学在合并以后教学科研发展迅速成果显著”之类的报道，知情者只好摇头叹息而已。

看来，这些例子都离不开“权威新闻源”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某些行政当局对待新闻发布的态度问题，它们愿不愿如实披露真相的问题。行政当局有实事求是之心，无蒙蔽掩盖之意，襟怀坦诚，光明磊落，这就会大大减少虚假新闻的出现和流传。反之，虚假新闻必定难以绝迹。如果行政当局动用自己的“权威”，要媒体一律随着它的指挥棒转，一律“对上”它的虚假宣传的“口径”，那末新闻媒体就难逃厄运，历史的丑剧又会一次一次地重演。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正陆续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政务公开的一种措施，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种制度也是一柄双刃剑，利弊如何，还要看发布者的诚实品质如何。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呼唤一种新的机制：切实赋予新闻媒体独立采集和报道新闻的权利和责任。新闻媒体无疑应该重视“权威新闻源”，但又不能囿于“权威新闻源”，它应该和可以独立负责地采集和报道新闻，包括对官方发布的新闻作进一步的调研和核实。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别人不让媒体这样做，就是侵犯了媒体的权利；媒体不去这么做，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要尽快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新闻媒体的这种权利和责任。如此，才能推动和督促当政者在发布新闻时保持诚实，不敢作假，不敢愚弄媒体、愚弄百姓。

我们期望：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 2003年那种“假新闻特别荣誉奖”将会逐步减少以至最终在我国大地上灭迹。但是，为了促使其减少以至灭迹，建议有关专家在每年的假新闻评比时决不要忽视这一奖项，决不要在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假新闻面前抹不开情面。

(本文来自《传媒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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