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３月）

    前不久，我到青岛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摄制组开了一个如何办好这个重点节目的座谈会，现在又读了肖溪的文章《我“走近李高令”了吗》，感想颇多，于是提笔写了上面这个题目。既然是“说开去”，那就放开地说吧！

    一、肖溪编导的《走近李高令》（《东方时空》播出题目是《李高令》），是一部电视纪录片。据了解，电视纪录片创作在我国电视界近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已经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也涌现出许多为观众和专家称道的佳作，如《话说长江》、《望长城》、《十五岁的初中生》、《共和国之恋》、《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之剑》等等。同时，也有许多电视台还开辟了此类的专栏节目，如中央台的《神州风彩》、北京台的《今日京华》、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等等。青岛电视台原先也有一个类似纪录片节目型态的专栏《今日青岛》，今年改为《纪录片工作室》。实际上，青岛电视二台的《春风雨》也是纪录片的专栏，而青岛有线电视台的《都市风情》尽管尚未明确定位，但它应该是这类的专栏。

    由于纪录片严格地遵循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运用采访拍摄作为基本手段，通过镜头的叙事力量，纪录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空间中发生的真人及真事，再现生活的原型，而所纪录的真人真事又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并注重了对典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纪录片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生活，而且更注重从美学的角度再现生活，因此作品能够艺术地揭示深刻的主题，从而产生强烈的感情冲击力，震撼观众的心灵，激发观众的情感，引导观众由感性层次升华到审美层次和理性层次。去年专家们对《春风雨》就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评价的。正因为纪录片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无论从宣传的策略上来说，还是从美学理论层次来说，它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现在许多电视机构的负责人都以纪录片创作质量的高下作为一家电视台节目水平的标志。

    既然如此，我想说的是青岛的电视各台，是否可以在这个方面下点大力气，象青岛电视二台办《春风雨》专栏那样，从组织上、人力上、财力上加大投入，并调整工作机制，使《纪录片工作室》和《都市风情》等专栏的工作更有起色，同时有关编导和拍摄人员同样要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创一流作品。

    二、肖溪的《李高令》得到《东方时空》编导们的称赞，并作为《东方时空》一周中最好的节目之一进行展播。为什么会这样呢？陈虻认为“此片电视手法的运用，编导情感的把握，解说词的处理等方面别具匠心，尤其在纪录片的风格中渗透了一些专题片的意识，为他们今后做纪录片节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这段话谈得很专业，而我从中体会到的是节目制作时，编导和拍摄者的精品意识。肖溪在她的《我“走近李高令”了吗》中，虽然没有提到精品意识四个字，但从字里行间却处处透着编导与拍摄者精品意识的意蕴：从案头准备，到采访构思，到现场采访，到现场拍摄，到后期制作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精雕细刻。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这样得到的。尽管这样做很累很苦，但很幸福，很愉悦。最近，青岛的一家电台搞了一个特别节目，节目办得很有气氛，但是仔细推敲，却毛病不少（不是因为直播的因素）。在与主持人交谈后，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认真地策划和研究，准备不足。这就是缺乏精品意识的缘故，没有精雕细刻地去做，结果就使本来可以是成功的作品却没有成功。电台有位青年记者说“精品要从每一个人做起。”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对，不仅每位负责人要树立精品意识，而且每个记者编辑摄录制人员都要树立精品意识，只有这样持之以恒，日久天长，我们队伍的素质才能不断提高，我们节目和作品的质量才能持续稳定提高，才能多出精品。精品意识不应成为一句空话，而应该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中去，成为我们的“本能”。我想，青岛电视二台《春风雨》的同事们正在努力这样塑造自己，《纪录片工作室》的同事们也正在努力这样塑造自己，如果我们广播电视所有的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和摄录制人员都努力这样去塑造自己，我们必将取得丰硕的果实。

    《李高令》之所以成功，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李高令的事迹与当前的中心合拍，具有深远的典型意义；二是李高令的事迹有深厚的生活根基，题材丰富，思想内涵深邃。一个作品的成功很重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基本的条件是选取的题材，题材过硬，作品就有成功的基础。前不久，在全省评选优秀节目时，省里的专家就说，青岛的节目拍摄技巧水平高，作品文化底蕴深厚，但没有重大题材，这与青岛广播电视在全省的地位不相称。我们的姜总编在《评稿回来话感想，成绩面前找差距》中要求我们抓“重大题材”，抓“典型”，抓“深度”。新闻、新闻专题要这样做，纪录片更有条件这样做。《李高令》就是一例。我们抓精品，除了要抓凡人的闪光题材，“小题可以大做”，但更要抓重大典型题材，“大题更需深做精做”，这是广播电视宣传的重头戏。只有这样我们的广播电视才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全国十佳制片人陈虻在评价《李高令》时有这么一句话“尤其在纪录片风格中渗透了一些专题片的意识，”这为他们今后做纪录片节目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这使我想起纪录片与新闻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确，纪录片与新闻片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必须是真人真事，不同的是纪录片是再现生活，新闻则是表现生活。但是不论是再现还是表现，都无法消除作者的主观倾向。然而，似乎纪录片更讲究宣传策略，更讲究美学理论层次。如果我们追朔我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历史，就会发现早在１９５８年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新闻片和纪录片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不是说，两者是一样的，我想说的是纪录片尽管是再现生活，但作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表明自己的新闻意识。如果把纪录片视为仅仅是无主观意识、“原汁原味”地纪录生活，那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原汁原味的生活本身就包含其主观意识和审美意蕴）。由此推而言之，一是纪录片风格渗透了新闻专题片的意识，便可产生“你把我给震了……”的效果。这已被事实证明了，当然还需要不断探索，才能日趋成熟。二是如果新闻专题片风格渗透了纪录片的意识，是否同样也可以产生“你把我给震了……”的效果呢？我想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搞新闻报道尤其是搞新闻专题片的同事们不妨一试。从来就没有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事物，事物之间总是互相联系的，事物始终都在运动的。作为电视的节目型态----纪录片还是新闻专题片，都在不断地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不断地变化、更新、完善，我们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探索，驾驭规律，努力建设，就一定会不断地进步，我们的舆论引导必将更加艺术，更加完臻。

    三、肖溪给自己的文章命题为《我“走近李高令”了吗》。这个命题很有现实意义。毛泽东曾经论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在改造世界。”一个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不管他如何标榜自己如何客观，不管他采用什么样高超的技巧来掩饰自己的观点，但他的报道总是时时处处渗透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以此影响接受者。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总书记江泽民说，“新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才能真正担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报道李高令过程中，编导和拍摄者经常这样问自己“我‘走近李高令’了吗”？这表明他们在报道具有雷锋精神的先进典型过程中，正自觉地在向先进模范学习，力求自己能真正地理解他们，力求自己能深刻地体会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能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得到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再现或表现他们的生活。现在，有的记者在报道中或者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已的功利因素，或者仅仅是为了完成定额任务而应付，这样的状态是很难制作出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将影响自己的成长。我们希望记者们时刻不忘江总书记的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完成党交给的宣传报道任务，时刻不忘要为人民服务，自重、自省、自励、自警，遇事就问一声自己“我‘走近了李高令’了吗”？